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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2019年第2期|王松:血衣

来源:《江南》2019年第2期 | 王松  2019年03月15日08:03

小说写了社会底层几个小人物维权抗争的故事。“我”当年的两个中学同学辛苦赚钱维持生计,却因一起医疗事故卷进纠纷。强势的专家医生和弱苦的患者一方不断角力,直至发生罗生门式的“伤医事件”。“我”为打抱不平介入调查,一步步探秘医患之间的矛盾真相。故事扑朔迷离,叙述带着温度,并最终指向人性中的明与暗。

我发现,奇怪的事都没有先兆。但一件奇怪的事,却可能是另一件奇怪的事的先兆。比如这个早晨,我已经养了几年的两只鹩哥突然死了。鹩哥比八哥聪明,但再聪明也是鸟,用我姥姥当年的话说,也是畜牲。我姥姥把一切不是人的生物都统称为畜牲。这两只鹩哥不是一般的鹩哥。一般的鹩哥是黑羽,这两只却一身白。倘若放出笼子,让它们站在书桌上,简直白得耀眼。它们还有一个奇怪之处,一只会说人话,另一只只会叫,可是会叫的不说人话,会说人话的又不会叫。但在这个早晨,这只只会叫的鹩哥却突然开口说话了。它站在我的书桌上,先是瞪大两眼看看我,然后歪起脑袋说,你好吧。说完两脚一跳,喷出一口鲜血就死了。接着,另一只在旁边叹息一声,用力一跳,也死了。

我看着这两只死鸟,正愣神,电话就响了。

来电话的是安良子。安良子告诉我,丁大义出事了。

安良子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唯一偶尔联系的小学同学。他在地铁站旁边开了一个爆玉米花儿的小食店。店很小,只有四五平米,放了机器就只够站一个人。但生意很好,在下面一下地铁就能闻到他玉米花儿的奶油香味儿。我也是偶然发现,这小店是安良子的。我从不吃玉米花儿。但这味道很诱人,一次从这小店的门前经过,无意中朝里看一眼,就认出了安良子。每个人经过几十年,都会变老,但变老和变老也不一样。有的人一老就脱了相,跟小时候的样子判若两人。也有人变老,不管怎么变也还是过去的坯子,就像一张照片翻拍了很多次,模糊虽模糊,可还是原来的样子。安良子就没太变。他当时抓过一个很大的牛皮纸袋,非要给我装一袋玉米花儿。我笑着谢绝了。这以后,我偶尔从这个地铁站上来,就过去跟他打个招呼。逢年过节,也彼此发一个祝福信息。但平时极少打电话。他在这个早晨突然打电话给我,我就预感到,应该有什么事。

果然,是丁大义的事。

丁大义也是我的小学同学。当年我和安良子,还有丁大义,我们三个人同班。丁大义那时就不爱说话。一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是不想说,但心里都明白,也就是内秀。也有人是谨小慎微,吃不准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所以干脆就不说。还有一种人不爱说话,是迂,不知道怎么说,但偶尔冒出一句能把人噎死,或把人逗乐了。丁大义就是这后一种。所以那时,老师在课上轻易不敢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无论他答得对不对,下面的课就没法儿上了,全班的人能一直乐到下课。但别人乐,丁大义却不乐,不光不乐,还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好像不知怎么回事。起初,老师以为他是成心,哗众取宠。后来才发现,他是真迂,一句整话都说不利索。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姓杨。后来,杨老师就把丁大义的座位调到后面去了。丁大义那时就很矮,也瘦,坐到最后面,他的存在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我一听是丁大义出事了,连忙问,出什么事了。

安良子说,这回不是一般的事,他闯大祸了。

我听了心里又一惊。这几年,我偶尔也能见到丁大义。丁大义在街上卖烤山芋。他这人迂,手却很巧。当年我们的教室没暖气,取暖用煤球炉子。煤球炉子要用铁皮烟筒,但学校分配的烟筒总不够长。烟筒短了,教室也就不暖和。所以每到冬天,都是丁大义自己动手,为我们班里砸烟筒。他砸的烟筒很像样,跟学校发的烟筒插起来也严丝合缝。让我没想到的是,几十年过去,丁大义这铁匠手艺不仅没放下,还更加精湛了。我是在安良子的小食店门口看到丁大义的。丁大义就在这小店门口卖烤山芋。但他烤山芋不是用的汽油桶炉子,而是一个铁皮烤箱。这铁皮烤箱显然是他自己做的,做工很细,也很精致。安良子告诉我,当年上学时,曾学过一个词儿,叫相濡以沫,现在他和丁大义就是相濡以沫。安良子说,他也是偶然看见的,丁大义在街上卖烤山芋。但街上卖,要占路边的人行道,就经常让城管撵来撵去。丁大义的腿不好,一边膝盖的半月板坏了,走路不方便,还得整天推着车到处跑。于是他就让他来自己这小食店的门口。这门口是他的地盘儿,卫生归他负责。只要他不嫌挡生意,别人谁也说不出话。这样赶上刮风下雨,丁大义也能进来挤着避一避。安良子跟我说话时,丁大义一直闷着头。一会儿,他从烤箱里拿出一块烤山芋,硬要塞给我。安良子笑着说,他从上学就这样,现在还这脾气,不说话,只要对谁好,就是拼命塞给人家一块烤山芋。

这时,我问安良子,丁大义到底闯什么祸了。

安良子在电话里说,你没看电视?

我问,哪天的?新闻吗?

他说,《都市眼》。

我明白了,他说的《都市眼》是一档民生节目。

安良子说,这两天的《都市眼》天天有,一个伤医事件。

我想起来了。几天前,我确实在《都市眼》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是本市的一家医院又发生了一起伤医事件,一位风华正茂的中年医生,好像还是个主任,被一个患者家属活活打死了。这条消息里还插播了一些血腥画面,很触目惊心。这两天,这个栏目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这件事的后续报道。我问,这事,跟丁大义有关?

安良子叹口气,哪是有关啊, 就他干的。但立刻又说,可我就不信,他这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在我门口做生意,赶上个脾气浑的,把烤山芋给拽的地上,他都不吭声。

安良子说着,又在电话里喘了口气。

我意识到了,安良子给我打这个电话,应该是想让我做什么事。安良子说,是啊,现在流行一句话,谁都别信,只信老同学,可眼下咱这些老同学,还能指得上谁啊。他哽了一下,就不往下说了。沉了一会儿,又叹口气,眼下实在没办法了,我也是觉着,你毕竟比我们有见识,去的地方多,认识的人也多,兴许你能帮上忙。

我说,你说吧,让我怎么帮。

他又沉了沉,我这会儿有事,回头再细说吧。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这时才想起来,应该向安良子要丁大义的电话。安良子说的这事,如果已经上了《都市眼》,就应该已闹得很大了。这几年,各地的伤医事件时有发生,这类的事也就越来越受社会关注。记得前不久,南方一个城市的医院也出了一件这样的事。一个医生被人杀了,而且是两个人一起杀的,一个用刀砍,另一个用斧剁,好好的一个人,刀砍斧剁得不成人形了。电视台记者去医院采访时,一大群医生护士围在镜头跟前痛苦流涕,满腹委屈地诉说医务工作者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每天为患者忙得连撒泡尿的时间都没有,而这两个伤医的凶手又是多么凶残,多么丧尽天良。后来记者又去采访其中的一个凶手。这凶手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她面对镜头拒绝回答一切问题。最后,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她只说了一句话,她说,她这辈子连一只鸡也没杀过,但这次,她不后悔。又说,如果再给她一次,她还杀。我当时很关注这件事,但后来就没下文了。不过这以后,各地医院也就更加戒备森严,还有的则干脆由全副武装的特警把守。医院的安全指数,有了明显提升。

我想给丁大义打个电话,先把这事问清楚。我这时才想起来,丁大义前段时间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好像是问买什么药的事。在手机上查了一下,果然找到他的号码。我按这个号码拨过去,响了几声,对方好像按掉了。再拨,就关机了。我这时才意识到,按一般常理,倘若这件事已在《都市眼》这样的电视新闻里报道了,也就基本可以定性,是一起涉嫌故意杀人的事件。而如果是这样的事件,嫌疑人也就应该已被警方控制了。

我想,丁大义是不是已被刑拘了。

我在这个中午打开电视。《都市眼》是每天傍晚6点30分在新闻频道首播,第二天中午12点30分重播。果然,这期节目又有这件事的后续报道。我这时才知道,这件事是发生在本市的第八中心医院。被害医生姓杨,叫杨平,是消化内科副主任。他曾去瑞士留学,又在英国的国王学院进修,毕业后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来,是一位医术精湛,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的业务骨干。报道说,杨平主任的遇害在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中引起很大震动,现在大家已自发地在医院门诊大厅为杨平主任搞起一个主题板报。接着电视画面上就出现了这个板报。板报的内容一扫而过,镜头最后停在一幅巨大的照片上。这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一副黑框眼镜。鼻子很高,但嘴唇有些瘪,唇角也撇向两边,这就显得自信中又有一些冷傲。显然,这应该就是那个遇害的杨平医生。有一瞬,我觉得这男人好像有些眼熟,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见过。这个报道又说,记者在深入调查时,找到一位了解内情的护士,于是在消化内科的病房进行了独家采访。接着,画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年轻护士。这护士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看得出表达能力很强,组织语言的能力也很强,所以说话简洁,用词也很精准。她说,杨平主任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医生,平时有个习惯,无论上什么班,晚上10点左右都要再来一下病房,把他负责的所有病人巡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回去。那个杀害杨主任的凶手就是掌握了这个规律,出事那天晚上,先蹲守在病房的楼梯间,后来也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这个小护士一边说,一边抹泪,还不时地用手捋一下头发。我注意到,她那个像馄饨皮儿一样的护士帽底下,露出一缕金灿灿的黄发,手上的指甲也染成鲜艳的玫瑰紫色。

我想不明白,如果这件事确实是丁大义干的,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干?电视新闻里说,这个肇事凶手是患者家属。那么也就是说,应该是丁大义家里的什么人让这个姓杨的医生看过病。倘若这样说,这件事也就应该是由医疗纠纷引起的。

我决定,去这个医院看看。

第八中心医院过去在市中心,后来迁到了市郊。为此,很多患者在网上吐槽,说医院是给病人看病的,既然是病人,行动就都不便,况且真有危重病人抢救就得争分夺秒,否则还要救护车干什么。可现在把医院迁这么远,也许病人等不到见医生,在半路就死了。

我在半年前来过这家医院。那次也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一家著名制药企业的一个医药代表,突然在自己家里自杀了,死前留下一份遗书。他在这份遗书里开列了一个详细的医院名单,说这些医院的采购人员和医生都已收受了他的好处费和预支的提成,却突然以上边查得紧为由,不要他的药了。而这些好处费和预支的提成都是他借的钱,就等着这些医院进了药,他再用卖药的收入去还。可现在钱借了,药却没卖出去,账主子整天追着逼债,他走投无路,只好用这样的办法了结这件事。在这份遗书里,就有这家第八中心医院。但我那次犯了一个错误。当时这个医院的医政科还不知道这个医药代表自杀的事。一听我说,立刻很紧张。可是我告诉他们,这份遗书里只提到他们医院,并没说出具体的人。医政科的人又看了我的证件,知道我不是记者,一下就笑了,说,如果没说具体人,这就不好办了,我们总不能挨着个儿地去问人家,收没收过医药代表的钱,这样问是对我们医生的侮辱。况且,医政科的人又说,现在社会上这么复杂,谁知这个医药代表写这样一份遗书是出于什么目的,他现在是死了,如果没死,我们医院还要保留对他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呢。

后来,这件事果然就不了了之了。

我在这个下午来到这家医院。医院门口比半年前更乱了,发小广告的,向外地人介绍小旅店的,推车卖鸡蛋灌饼的,摆摊儿卖煎饼果子的。几个戴黑布头盔的保安在神气活现地指挥进出车辆,但门口的车已经挤成一团。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凑过来,小声问我,哪儿不好?我看看她。她又问,啥病?我听出来了,这是个外地女人。她又凑近一步,压低声音说,我是太极诊所的,我们所长刚从三青山采气回来,眼下气场正足。她见我一直往里走,又跟在后面说,在我们诊所看病,能走这个医院的医保。我站住了,回头冲她笑笑。

这女人一愣。我就转身蹅着进出车辆的缝隙进去了。

门诊大厅的迎门竖着一块巨大的像广告牌一样的木板,有一丈见方。这应该就是为那个杨平医生搞的主题板报。但这板报有些夸张,且能看出是特意夸张的,有一种明显的示威意味。我过来看了看,板报上有颂扬杨平主任救死扶伤感人事迹的文章,有呼吁保证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文章,还有强烈谴责凶手的大字标语。在这板报最显眼的位置还画了一幅漫画,一个猥琐丑陋的黑衣小人儿,手里挥舞着一件什么凶器正砍向一个身材伟岸且一身正气的医生。而最醒目的,是挂在这板报上方的一串白纸花。这些白纸花制作得很精致,应该是出自护士们之手。她们把对杨平主任的哀思都寄托在这些纸花上,朵朵相连,从板报的两边垂下来。再配上杨平主任那幅加了黑框的照片,看上去就有了些灵堂的味道。

这时旁边有人问,您能签个名吗?

我一回头,才发现旁边有个小桌,桌上摊着一张很大的黄纸。跟我说话的是一个戴馄饨皮儿的小护士,手里拿着一支签字笔。她又说,请您签个名吧。

我问,签什么名?

小护士朝旁边指了指。我这时才看见,在小桌旁边还立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鲜红的大字:“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万人请愿签名!”

小护士又说,如果不想签真名,随便写一个也可以。

我笑笑问,签个假名,也可以?

小护士愣了一下,大概觉出这个说法有些可疑,立刻改口说,倒不是这个意思。

我又朝那张黄纸瞥一眼,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人名。我问这小护士,你也是消化内科的吗?小护士的脸唰地一暗,刚才的表情没有了,翻起眼看看我问,你签不签?

我说,我总得先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然后才能决定,签还是不签。

她这时就有些警觉了,盯住我问,你是哪儿的?

我又冲她点点头,笑了一下说,我不是来看病的。

她立刻本能地朝后退一步,又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我说,我是看了电视新闻,才来的。

小护士显然不想跟我说话了,见旁边一个男人在看板报,立刻又凑上去。这男人显然是个患者,手里抱着一堆药。他回头瞥一眼这小护士,嘴里嘁的一声就转身走了。

我来到四楼的医政科。医政科科长已经换了人。我上次来时,科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忘记姓什么了,只记得挺漂亮。在生活中,尤其在医院这种地方,长这么漂亮的女人还不多见,所以有些印象。现在的科长是个五十来岁的矮胖男人,长着一张瓜子脸。男人长瓜子脸的很少,但他这瓜子脸却是倒着长的,脑袋看上去像个扎着口儿的包袱。我问他贵姓。他没接茬儿,皱皱眉反问我,你哪儿的,嘛事?我拿出证件。他接过看了看,立刻有些警觉,又抬头瞄了我一眼。我说,我想了解一下最近发生的这起伤医事件。他哦了一声,掏出手机。他打电话很简短,喂了一声说,我马科长,又来了一个了解那事儿的,你让小周接待一下,懂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又回头对我说,你去消化内科病房,找李护士长。说完没再看我,就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住院部是在医院后面的B座。我来到七楼的消化内科病房。一个四十多岁,戴馄饨皮儿的女人从护理站里出来,看看我问,您是来了解情况的?我想,这应该就是马科长说的李护士长。她点头说,我姓李。又回头招了下手。一个年轻的小护士从里边出来。我从她馄饨皮儿底下露出的那一缕金灿灿的黄发认出来,应该就是在“都市眼”里接受采访的那个护士。

李护士长说,这是我们病房的小周护士,您要了解什么,问她吧。说完又冲这小周护士看一眼,就回护理站了。

这个小周护士不等我问,就说,这事发生得很突然,谁也没想到。又说,杨平主任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医生,平时有个习惯,无论上什么班,晚上10点左右都要再来一下病房,把他负责的所有病人巡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回去。那个杀害杨主任的凶手就是掌握了这个规律,出事的那天晚上,先蹲守在病房的楼梯间,后来也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我发现,这个小周护士不光是组织语言的能力强,肺活量也大,说话可以不喘气。

我问,这件事,是发生在晚上?

她说,是,杨主任平时有一个习惯,无论上什么班,晚上10点左右都要再来一下病房,把他负责的所有病人巡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回去。

我又问,当时,凶手用的什么凶器?

她说,凶手就是掌握了这个规律。

我问,这个凶手,是患者家属?

她说,那天晚上,凶手是事先蹲守在病房的楼梯间。

我看看她,又问,出事的那晚上,杨主任在班上吗?

她说,杨主任每天晚上10点左右,都要再来一下病房。

我意识到了,再问也没什么意义了。这个小周护士现在对我说的话,跟她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的几乎一字不差。看来关于这件事,这个小周护士是院方的发言人。她说的每一句话应该都是事先规定好的,所以无论接受采访还是介绍情况,永远就是这几句话,多一个字也没有,最多是把这几句话重新拼接组合一下,但绝不超出这个范围。

我冲她笑笑说,谢谢你。

我总觉着这两只鹩哥死得有些蹊跷,就找个鸟把式问了一下。所谓鸟把式,也就是专门训鸟的师傅。这师傅姓李,唐山人。据这李师傅说,鹩哥的聪明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它们学说话,也像小孩子开蒙。这两只鹩哥很可能是一会说人话,突然明白了很多事,经不住这刺激才死的。我问李师傅,它临死时说的这句,你好吧,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从没教过它们这句话。李师傅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但李师傅不明白,我却突然明白了。这只鹩哥说的大概只是半句话。它说,你好吧。可能还有话没说出来。这没说出的话也许是,你好好想想吧;或者,你好好问问吧;又或者,你好自为之吧。而另一只鹩哥,应该已经明白了它的意思,知道它是有话说不出来,所以才叹息一声,也死了。它应该是急死的。

现在有宠物殡葬服务。我想,我真该厚葬这两只鹩哥。

丁大义这次确实闯大祸了。但闯祸和闯祸也不一样。同样是闯祸,闯的是一样的祸,不同的时候,也许后果就不一样。譬如在医院,因为什么事跟医生发生争执,这本来在所难免。人在争执时就会冲动,一冲动,争执也许就成了争吵,争吵起来也就难免做出过激的事,甚至有肢体冲突。患者和患者家属是人,医生当然也是人,人和人发生肢体冲突肯定是双方的。没有任何一个患者或患者家属,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医生,会老老实实地等着挨打,至少也要本能地自卫。但既然是肢体冲突,既然自卫,也就可能有伤害。倘若伤害重了,把对方打死也有可能。这也就是法律上说的过失伤害过失杀人或故意伤害故意杀人。但眼下这样的时候,社会舆论的主流话语都一边倒,只要在医院,只要是患者或患者家属与医生之间发生这类的事,就一概统称为伤医事件。一伤医,也就无话可说了。

显然,丁大义这回要有大麻烦了。

我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特意去安良子的小食店弯了一下。小食店关着门。我给安良子打了个电话。安良子一接电话就说,你这一下午去哪儿了,打几个电话都不接。我这时才想起来,下午在医院时,故意把手机放静音上了。这时一看,果然有一串安良子的未接电话。我说,我下午去医院了。他立刻问,是看病,还是为大义的事?我说,我去的是第八中心医院。安良子没再说话,显然已经明白了。我又说,他这回这祸,看来真闯大了。

他哼一声说,是啊,杀人,这祸能小吗?又问,医院那边怎么说?

我说,要命的是,医院现在不说话。

安良子没听懂,不说话不是好事吗?

我说,没用的不说,就一句话,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安良子又不说话了。在电话里沉了一下问,你在哪儿?

我说,就在你小店门口。

他说,你别动,我去找你。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地铁站的旁边有个麦当劳。我进来要了杯咖啡。

刚才在安良子的小店门口,我隔着玻璃看见了,丁大义的山芋烤箱也放在里面。安良子从上小学时就很义气。但他的义气也分人。一次我们班的副班长拿丁大义找乐儿,差点儿让安良子一巴掌拍死。这副班长叫高杨,平时穿得很干净,还留个小分头。小学生留分头,在当时很少见,看着也就很生色。这高杨的口才也很好,经常代表我们班在全校大会上发言。那时还不叫讲演,叫讲用,他的讲用很有煽动性,总能博得全场一阵一阵的掌声。一天放学,大家正在教室做卫生,高杨走到丁大义的跟前说,有个绕口令,你能说上来,我这自动铅笔就归你。丁大义平时不买铅笔,只买铅芯,插在苇子管上用线绑一绑,当笔用。这时,他看看高杨,又看看他手里的那支自动铅笔。高杨也不笑,说,就两句话,我爸是我爸,我是我爸儿,连说十遍。说完看着丁大义,说吧。丁大义试着说了一遍,说对了。但高杨说,这不行,太慢,得快说。于是丁大义就开始快说。但说到第五遍就乱了,一乱,就说成了我爸是我儿。当时班里的人都围在旁边,知道丁大义就得说乱,一听他说成了我爸是我儿,立刻都拍着屁股乐起来。但谁也没注意,这时安良子已经走到高杨的跟前。安良子和丁大义一样,都是小个儿,也瘦。高杨却是高挑身材,肩膀也宽。这时高杨也正歪着嘴乐,小分头在前额一颤一颤的。安良子来到他面前,突然猛一下跳起来。安良子那时的弹跳力就很好,虽然个儿矮,在全校运动会上经常参加跳高比赛,还总能拿名次。他这一跳蹦起三尺多高,然后右手抡圆了就拍在高杨的头顶上。这一下拍得很重,也很准,有些像篮球运动员上篮时的“盖帽儿”。高杨的头顶立刻发出啪的一声,不是响亮,是清脆。大家一下都愣了,没人能想到,安良子能在高杨的头顶上拍出这样的声音。高杨晃了晃,一屁股坐在地上,底下一湿就尿了裤子。从这以后,安良子的这一蹦也就成了他的招牌动作。后来又有外班的一个学生班长也拿丁大义找乐儿,安良子又这样蹦了一次。但这次出手重了,把这人拍成了轻微脑震荡,在家里躺了十几天才缓过来。再后来,也就没人敢拿丁大义找乐儿了。

但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偶尔也在课上拿丁大义找乐儿。其实杨老师是个很拘谨的人,拘谨的人一般都不开玩笑。杨老师拿丁大义找乐儿比较含蓄,且不动声色,如果用相声的话说就都是“蔫包袱儿”,倘若不仔细听,还真听不出来。但有一次杨老师就有些肆无忌惮了。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很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出于备战需要,小学也开了外语课,当然学的是俄语。我们的杨老师不知怎么也会说俄语,他的舌头能发出一串嘚儿噜儿嘚儿噜儿的声音。杨老师说,这是一个俄语字母,叫舌颤音。但这个舌颤音也需要生理条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出来的。其实在当时,我们班有一多半人念不出这个字母。可杨老师在课上却偏把丁大义叫起来。丁大义当然也念不出来,脸红脖子粗地嘚儿的一声,又嘚儿的一声,一下把全班的人逗得哄堂大笑。但全班人笑,杨老师却不笑。杨老师从讲台的抽屉里拎出一块肮脏的抹布,抖了抖说,丁大义啊,你的舌头就像这东西,给你提个建议吧,回去把舌头洗一洗,再找个熨斗熨一熨,熨平整了,就能发出这个舌颤音了。杨老师这一说,全班的人就更笑了。我当时无意中朝安良子看了一眼,发现他的脸是黑的。我立刻有一种预感,杨老师可能要有麻烦了。杨老师当时三十出头,虽然那时流行的衣服都是蓝灰制服,但他总是搞得很硬挺,衣领也熨得像西装一样翻起来,很洋气。据同学私下议论,当时杨老师正搞对象,所以每天一放学,立刻就油头粉面地蹬上自行车飞快地走了。

那天放学时,杨老师果然出事了。

我们学校的门口有一眼污水井。由于学校厕所的下水道总堵,不知为什么,污水就经常从这个井里冒出来,臭哄哄的,在路边积成一个水洼。在这个下午,安良子和丁大义放学出来,并没立刻走。安良子一直拉住丁大义在这个水洼旁边说话。过了一会儿,杨老师就骑着他那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兴冲冲地从学校出来了。就在他从安良子和丁大义的跟前经过时,安良子突然推了丁大义一把。丁大义一下失去重心,立刻朝后仰过去。这一仰,也就仰在了杨老师自行车的前轱辘上。而就在这一瞬,安良子又一把把他拽住了。但丁大义这一下在杨老师的前轱辘上撞得很重。杨老师的车把晃了几晃朝旁边一歪,一下就摔在那个污水洼里。污水一下溅得老高,顿时弥漫起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杨老师也被压在自行车底下,手脚并用地挣扎着却怎么也爬不起来。后来还是旁边的人捂着鼻子过来,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从这摊臭水里拉出来。我们杨老师一向是个自视很高的人,在学校门口当众摔了这一下,又是摔在臭水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但事后,他把安良子叫到办公室,据安良子解释,当时是丁大义突然头晕,直打晃,眼看就要摔倒了,所以他才一把拉住他。安良子的话,杨老师当然不会信,于是又把丁大义叫来。可丁大义迷迷糊糊,支吾了半天也说不明白。

其实杨老师的心里很清楚,这个叫安良子的学生一直是人小鬼大,虽然才十来岁,可干出的事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能干出来的。安良子刚上学时,叫安心良。后来杨老师偶然得知,安良子的父亲是在街上崩玉米花儿的。一次在课上,就对大家说,其实每个人叫什么名字,都有道理,比如高杨,他父亲是一个木雕艺术家,而在木雕中,杨木与紫檀相配最好,所以他才叫高杨,再比如居丽。杨老师说的居丽,是我们班的女生班长。杨老师说,居丽的母亲是胸科医院的著名医生,而居丽,又和居里谐音,居里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所以她才叫居丽。杨老师说到这里,又回头看看,就说到了安良子。他说,安心良,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这应该是一句话,或者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杨老师说着,就在黑板上写下了“安心良”三个字,然后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说,安,是如何,怎样的意思,心,当然不用说了,良,也就是好的意思,安心良的父亲是在街上崩玉米花儿的,给他取这样一个名字,也就是如何让自己更有良心,崩玉米花儿不要蒙人骗人。杨老师这一讲,全班的人就都笑了。接着,杨老师就又说到丁大义。杨老师曾在街上看见,丁大义的父亲是卖烤山芋的,有几次来学校开家长会,也带着一身的烤山芋味儿。杨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下了“丁大义”三个字,然后指着讲解说,丁,有遇到的意思,大义,则是相对小利而言,丁大义的父亲是在街上卖烤山芋的,所以才让他叫丁大义,也就是不贪小利,寻求大义的意思。接着杨老师又说,我们中国古时有一句俗语,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杨老师说,将来高杨和居丽会从事什么职业,还真不好说,但安心良和丁大义两位同学,应该是可以预见的,他们一定会子承父业,一个去崩玉米花儿,另一个去卖烤山芋。说着又点点头,不过将来,他们崩的玉米花儿和卖的烤山芋肯定和今天不一样了,应该更好吃。杨老师这一说,全班的人就更笑了。但别人笑,安良子却没笑,只是用两眼盯着杨老师。杨老师当时还不了解这个叫安心良的学生,所以对他脸上的表情,也就没当回事。但当天下午下班时,当杨老师又把自己收拾好,推上那辆崭新的自行车准备去见女朋友,却突然发现,车轱辘没气了,而且是前后两个轱辘都没气了。杨老师心里起急,赶紧扛着车去学校门口的修车摊儿补胎。修车老头叫于麻子。于麻子把他的前后胎扒开一看说,你这胎没法儿补了。杨老师听了又一惊,忙问为什么。于麻子把车胎扔的地上说,看来你有仇人啊,这胎不是扎的,是让人用手挒的。杨老师伸头一看,果然,前后两个内胎,都已经被挒开几寸长的大口子。于麻子又说,不过挒你车胎这人,看来也不是一般的人,他能把内胎扒出来,挒成这样再装回去,还不让你知道,一般人干不出这种事。说着又看看他,你想想吧,这人是谁。杨老师立刻想到安良子。但再想,又不敢相信,这样大的一个孩子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这以后,安良子也就不再叫安心良,给自己改名叫安良子。

我在麦当劳等了一会儿,就见安良子骑着一辆电动车来了。安良子的头发已经灰白,一上岁数更显矮了。但远远看着身形还挺灵活,骗腿从车上跳下来像个小伙子。他把电动车在自己小店的门口锁好,回头看见我,朝前一指说,走吧,旁边有个“麻辣烫”。我平时不吃麻辣烫,但还是跟着他来到这个小店。在一个角落坐了,他对我说,我和大义晚上歇了生意,经常来这儿,来这儿是为喝酒,我请他,要不喝酒,就去对面的“豫南板面”,他请我。

我说,今天就别喝了。

他说,是,得说事儿。但想想又说,还是喝点儿吧,少喝,要不说话不痛快。

我笑笑说,听你的。

安良子一喝酒,说话果然痛快了,不光痛快,也感慨,一说起丁大义只是叹息着摇头。我知道他跟丁大义的感情,用这个城市的土话说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当年安良子的父亲在街上崩玉米花儿,丁大义的父亲卖烤山芋,俩人经常凑一块儿。凑一块儿还不光是为说话,也为互相借火儿。那时两人做生意有个固定地方,在路口一棵大柳树的底下。安良子的父亲崩玉米花儿是一个挑子,一头儿是炭火炉,另一头儿是崩壶和麻袋,可以挑来挑去。丁大义的父亲烤山芋,炉子是用汽油桶做的,有半人多高,放的那儿就不能动了。所以每天都是安良子的父亲挑着挑子凑过来。两人有个默契,倘若丁大义的父亲先到了,已经在烤山芋,安良子的父亲再来,就从丁大义父亲的炉子里夹一块炭火儿点炉子。而如果是安良子的父亲先到了,已经在崩玉米花儿,丁大义的父亲再来,就从安良子父亲的炉子里夹一块炭火儿点炉子。所以啊,安良子一边喝着酒对我说,现在跟大义也是这样,我让他把烤箱放的我小店门口,可以用我的电。说着又噗地笑了,一开始,大义还过意不去,非要给我电钱,我说,当年我爸用了你爸十几年的炭火儿,现在你用我点儿电,也算一还一报儿吧。

安良子这几句话,说得我心里一热。

我问,大义这事,到底怎么回事。

安良子叹口气,他这辈子,就没好过一回。

安良子说,丁大义这次出事是因为他老婆。他老婆叫马玉兰,是山西人,比他小二十来岁。当初也是在街上认识的。那时第八中心医院还没迁走,丁大义就在医院门口卖烤山芋。来这医院看病的外地人居多,外地人花钱都省,赶上中午晚上,买块烤山芋就是一顿饭,生意也就好做。有一阵,总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来买烤山芋。起初丁大义没注意,后来这女人来多了,一次就问她,总买烤山芋谁吃。这女人说,自己吃。丁大义就说,这烤山芋吃个一回两回,三回五回还行,可不能常吃,吃长了胃受不了。这女人看看他,没说话就走了。后来也就不常来了。可有一天又来了,对丁大义说,有点儿破烂东西,要是不嫌就留下,嫌脏,就帮个忙找地方给扔了。丁大义这才注意,她手里拎着两个大编织袋。打开看了看,里边都是些日常用具,锅碗脸盆,半新的电磁炉,还有已经洗过的床单被罩。虽都是旧的,可看着还能用。丁大义再问,才知道,这女人是山西长治人,陪着男人来看病,一直在个小旅店里住着。现在男人死了,这些手使的东西虽还能用,可看着腌心,就不想要了。丁大义问这女人,这就打算回山西了?这女人低下头,不说话,看出眼泪在眼里打转。丁大义就明白了,于是收了摊儿,带着这女人进了路边的一个小面馆儿。吃着饭,这女人才说,发送了男人,现在兜里的钱刚够买张回去的火车票。可回去了也没办法,给男人治病这一年多,家里的房子都卖了,回去连住处也没有。丁大义想想说,要不回去了,他可以帮着想想办法。丁大义总在街上卖烤山芋,认识一个扫马路的。扫马路这行里也有门道儿,有那正式的清洁工自己不想出来了,就把负责打扫的路段包出去,几条街道从哪到哪儿,扫一个月多少钱,这样剩下的工资,自己待在家里也就白拿。丁大义对这女人说,如果她愿意,就帮着问一下。这女人一听立刻说愿意。丁大义就把这女人领回来,让她在家等着,自己去找那个清洁工。一说还就成了,正好有个机会,扫几条街道,每月一千二。丁大义住的是一个“独厨”。独厨是这个城市的说法,也就是跟别人合住一个单元,只住一间,自己有个厨房。丁大义就对这女人说,眼下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先住他这儿,凑合着中间拉个帘儿,等有了条件再出去租房。这女人就答应了。可当天夜里,这女人就从帘儿那边过来了。这女人说,其实早就看出丁大义是个好人。别人卖烤山芋,都是想着法儿地说自己的烤山芋怎么好,可丁大义却劝她别总吃,吃长了胃受不了。这女人说,既然丁大义也是一个人,如果他不嫌,以后就一块儿过。丁大义年轻时有过一个老婆。可丁大义有病,生不出孩子,后来这老婆就离婚走了。这些年也就没再找。现在见这女人挺老实,模样也周正,也就同意了。当晚俩人就住在了一起。

安良子说着,已经不知不觉喝了半瓶白酒。

我提醒他,别喝大了,还得说话。

他笑笑说,放心,我有量。

我感觉到了,安良子确实有量。但喝酒和没喝酒,说话还是不一样。没喝酒说话,话是从脑子出来的,从脑子到嘴,说的话就清楚,也明白。一喝酒话就深了,是从心底出来的,从心到嘴,中间不过脑子,说出的话只有自己清楚,别人听着就有点糊涂。好在安良子的确有酒量,虽然越说越感慨,话还算清楚。他告诉我,丁大义自从有了这个叫马玉兰的女人,也过了几天好日子。这时丁大义已经来安良子的小店门口卖烤山芋。但他这些年卖烤山芋,自己却不吃,说吃了醋心,每天宁愿吃烤饼夹酱豆腐。自从有了马玉兰,她每天扫街是在凌晨,天一亮就回来了,在家做好了饭,中午就用个保温罐热乎乎儿地给丁大义送来。安良子还跟丁大义开玩笑,说他自从有了老婆,人也胖了,哪天说不定再生出个儿子,小日子就更美满了。可就在几月前,马玉兰突然总说胃疼。这时马玉兰才告诉丁大义,她当初的男人就是从胃上走的,所以她很害怕。前不久的一天上午,马玉兰没来送饭。丁大义不放心,中午就收摊回去了。到家一看,马玉兰正趴的床上吐血,于是赶紧送她来到第八中心医院。当时来这医院,也是因为认识这里的一个大夫。丁大义当初在医院门口卖烤山芋时,曾见过我们小学的杨老师。杨老师这时虽已满头白发,但仍然精神矍铄。他从丁大义的炉子跟前走过时,没认出丁大义。丁大义却一眼就认出了他,立刻叫了一声。杨老师站住看了半天,才哦的一声笑了,说想起来了,看来真是子承父业啊。丁大义立刻抓起一块热乎乎的烤山芋要塞给杨老师。杨老师用手背挡着说,我不吃这东西。然后又自豪地说,他是有事来找他儿子,他儿子是这个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叫杨平。说完就进去了。丁大义也就是那次,把这个叫杨平的主任记住了。这时丁大义想起这个杨平主任,就赶紧把马玉兰送到这个医院。杨平主任正好在。丁大义本来嘴就笨,这时看着马玉兰一口一口地吐血,一着急说话就更前言不搭后语,他拉住杨平主任说,他认识他父亲,他父亲曾是他的老师,就在前一年还在这医院门口见过他,他们还说过话。又说,是杨老师告诉他的,说他儿子是这里的主任,有事可以来找他。其实杨老师并没说过后面的这句话,丁大义从小到大也没撒过谎,可这时一急一慌,就把这句谎话说出来了。但杨平主任听了只是点点头,面无表情地对丁大义说,无论他认不认识他父亲,他都会一样认真地给病人看病,在他眼里没有认识不认识的人,只有病人。

安良子叹口气,我也是出事以后才知道的,敢情这杨平是杨老师的儿子。

我这才明白了。我看这个杨平的照片时,总觉着他的嘴唇有些眼熟。他的嘴唇很瘪,且是瘪着撇向两边。现在想起来了,当初杨老师的嘴唇也是这样。

安良子又摇摇头,其实说起来,这祸还是我惹的。

他说,丁大义送马玉兰去医院的第二天,他一得着消息就赶来了。当时马玉兰还在观察室。这时已经确诊,是急性胃出血。可胃出血止住了,马玉兰又说头晕,接着又感觉迷糊,后来水也不能喝了,一喝就呛。再后来半边身子也不行了,不要说走路,站也站不住了。丁大义赶紧又去找杨平主任,问这是怎么回事。杨平主任来看了,没说话就走了。一会儿护士来了,让推病人去做CT。CT做完了,又让丁大义去办住院手续。马玉兰一听让住院,就有点儿急。但她这时已说不出话,只是连连摆手。丁大义知道她的意思,是怕花钱。其实就是不怕花钱,马玉兰没医保,来医院折腾这几天已经把手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他也不可能再拿出住院的钱。安良子在旁边说,钱的事不用愁,他想办法,况且万把块钱他还拿得出来。可马玉兰一听更急了,挣扎着就要从病床上起来。丁大义叹口气说,她就这脾气,说了不住院就死活不会住,再说真借你万把块钱,我得卖多少烤山芋,怕是下辈子也还不上。旁边的护士一听就走了。一会儿又回来,先给马玉兰输上液,然后对丁大义说,你们如果实在不想住院,可以每天来输液,就在这消化内科的病房,算你们挂床,但不收住院费。所谓挂床,其实也是住院的一种方式。病房的床位有限,赶上病人多的时候,床位就很紧张,急需住院的病人经常住不进来。于是医院就想出这样一个办法,病情相对轻,又离得近,晚上可以回家的住院病人,就只办住院手续,办了手续不在医院住,可还算住院病人,这样也就腾出了病床,两不耽误,而院方一张床可以挂几个病人,也就可以同时收几个病人的住院费。丁大义一听算挂床,又不收钱,这才松了口气,又问护士,输液要几天。护士说,这说不准,得听大夫的,也许一星期,也许十天半个月。丁大义一听又急了,立刻来找杨平主任。杨平主任一见丁大义就说,你找我也没用,就是我父亲来医院输液也得交钱,这已经不是规定的事,就像你去商店买东西,不给钱,人家能让你把东西拿走吗。丁大义说,他要说的不是交钱的事,他是想问,他老婆本来胃出血,现在胃出血治好了,人倒成了这样,还要住院,还要输十几天的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丁大义本来说话就不利落,一着急也就更笨嘴拙腮,把这几句话说得东一句西一句,谁跟谁也不挨着。杨平主任皱皱眉说,治病是我们医生的事,就是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先输几天液吧,看看情况再说。

安良子说到这里,又摇摇头。

我问,你说这祸是你惹的,怎么回事?

安良子说,当时谁都没想到,其实这事已经很严重了。这以后,丁大义的烤山芋也不卖了,每天就用拉山芋的三轮车拉着马玉兰去医院输液。那天也是该着有事,有个农贸市场的人来找丁大义,要结山芋的账。丁大义虽说给马玉兰治病,可以后的生意还得做,要接着做生意,这个山芋的账就得赶紧给人家结。那天安良子先给丁大义拿了三百块钱,让他给人家结账,自己就拉着马玉兰来医院输液。马玉兰每次要输几种药,得几个小时。安良子等在外面,闲着没事,就在楼道里四处溜达。这时,就听见几个病人家属正倚着楼梯一边抽烟一边闲聊。这几个人显然已聊了一会儿,前面说的什么,安良子没听见,就听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要不说呢,眼下谁的话也甭信,大夫的话就更不能信。另一个岁数差不多的男人说,是啊,有句俗话,叫马尿上坟,骗鬼呢,现在的大夫不光骗鬼,连人都骗。旁边一个河南口音的中年女人说,你们不信大夫,干啥还来医院看病。头一个男人说,病得看,可自己也得留个心眼儿。另一个男人说,就是,你看那边那个输液的女人,本来治的是胃出血,现在胃倒不出血了,又治成了脑栓塞,别说吃饭,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河南口音的女人立刻哦了一声说,她家属知道么?旁边的男人哼一声,知道个屁,这种不明不白的冤死鬼,医院指不定有多少呢!安良子一听就明白了,他们说的是马玉兰,赶紧凑过去问那男人,你刚才说,大夫给治错了?这男人抬头一愣,赶紧说,我们是说闲话儿,说的是外地的事。

说着几个人就起身散了。

这时,安良子再前前后后地想这事,就越想越觉着不对了。丁大义是个老实疙瘩,可安良子不老实。他虽不懂医,也有起码的常识。马玉兰得的是胃出血,可胃再怎么出血也不会跑的脑子里去,更不至于偏瘫,而且发展到连话也不能说了。安良子这天回来,并没立刻告诉丁大义这事。自己想了一下午,晚上就来找一个叫希波拉的朋友。这希波拉本名叫希友旺,是海拉尔人,四十多岁,在安良子小食店的旁边开了一个小药房。字号却取得挺大,叫“希波拉大药房”。起初街上的人都不知这希波拉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要个洋味儿。后来希友旺一解释,大家才明白。原来这希波拉套的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叫希波格拉底。这希波格拉底是古希腊人,据说是西方医学的鼻祖。这以后,街上的人就都把希友旺叫希波拉。这希波拉平时有个嗜好,最爱吃安良子的玉米花儿,说他爆出的玉米花儿跟别处不一样,单一个味儿。大家都在一条街上做生意,又是街坊,希波拉每次来,安良子也就不要钱,总是满满地给他装一兜玉米花儿。希波拉也礼尚往来,安良子偶尔有个头疼脑热,就给他送些小药儿过来。希波拉的药房是24小时营业,安良子当晚就过来找他。希波拉是科班出身,专业就是学药的,且有正式的药师资质。据他自己说,当年在医专读书时,还是班里的高才生。毕业以后先在一家医院工作,只是看不惯那些戴着医生帽子穿着医生白大褂儿的人整天蒙骗病人,一边吃着回扣乱开药,才从体制内出来了。这个晚上,安良子来时,希波拉正一个人坐在灯下,一边喝着茶看书。安良子就把马玉兰这事说了。希波拉在门口的街上经常跟丁大义打头碰脸,大家都熟。这时听安良子说了,就皱皱眉放下书,又仔细问了一下情况,然后说,看来这事,确实没这么简单。安良子一听赶紧让希波拉详细说说。希波拉说,按说一行有一行的规矩,都是搞医的,这话是不能随便乱说的。可咱毕竟是朋友,平时跟丁师傅关系也不错,既然你问到我,我就告诉你。可有一宗,希波拉又说,我就这么一说,你也就这么一听,将来可别拿我的话去说事儿,你要真这么干,我就是说了也不会承认。安良子赶紧说,你放心,我就想让大义闹个明白。希波拉这才说,听你说的意思,很可能是这么个事儿,病人一开始胃出血,医院的大夫自然要给止血,止血就要用凝血的药,可能是这药用过量了,或用得不合适,病人的凝血机制就不对了,如果血液本来就有问题,就可能形成血栓,这血栓是随着血液在血管里到处跑,跑到哪儿,就可能堵的哪儿。安良子一听就明白了,问,你的意思,她现在是堵的脑子里了?希波拉说,听你说的症状,有这种可能,这在医学上叫缺血性脑血管病,说白了,也就是脑栓塞。安良子说,这就明白了,是医院给治坏了。希波拉立刻说,我没这么说,只是分析,医学的事很复杂,一句话两句话很难说清楚。

安良子又喝了一口酒,说,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事告诉大义了。

我说,你跟他一说,他就急了?

安良子摇摇头,他当时倒没急。

其实安良子还是不了解丁大义的性格,以为他闷,闷性子的人应该没脾气,所以跟他说这事,只是想让他知道,然后再商量看后面怎么办。当时丁大义听了也确实没急。可第二天一早拉着马玉兰去输液,把马玉兰往病房一搁就来找杨平主任。杨平主任正和几个大夫研究一张CT片子,看样子是在会诊。丁大义一进来就问,他老婆本来是胃出血,现在怎么瘫了。杨平主任回头看一眼丁大义,挥挥手说,你先出去。丁大义就出来了。一会儿,杨平主任也出来了。丁大义赶紧上前说,我老婆命苦,这些年不容易,现在刚过几天安稳日子就成了这样,再说脑栓塞是黏糊病,一时半会儿没个好,照这么下去也实在治不起了。丁大义说着就哽咽了,抹着眼角说,您可一定给想想办法啊。丁大义虽比这杨平主任大二十来岁,可称呼他一口一个您。杨平主任皱皱眉说,你听谁说的是脑栓塞。丁大义说,不是脑栓塞,怎么就不能动了。又拉住杨平主任的胳膊央求说,这病是您给治的,您可得管到底,我已经七八天没出摊儿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两口子就没活路了。丁大义本来嘴笨,可这时一着急说得挺快,声音也挺大,嚷得一楼道的病人家属都朝这边看。杨平主任又皱了皱眉说,你先去吧,我一会儿去找你。说完就进去了。可这个上午,直到马玉兰输完了液,也没见杨平主任过来。丁大义就又去找杨平主任。一问护士,杨平主任已经下班走了。这以后,丁大义每天拉着马玉兰来输液,一放下马玉兰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杨平主任。可杨平主任总有事,不是医院开会,就是去外面会诊,要不大夫护士就都说,刚才还在这儿,不知去哪儿了。

安良子说到这儿,又叹了口气。

他说,这个杨平主任还是不了解丁大义。丁大义是老实人,老实人都认死理,可越是认死理的人也就越一根筋。丁大义找了杨平主任几天,一直找不着人,这下就上了一根筋的脾气,脑子也钻进了死胡同。别的事都扔下了,就是一门心思地找。原来是上午拉马玉兰来输液时找,后来下午也找。再后来,无意中听一个清洁工说,杨平主任晚上也来医院,就晚上也来找。就这样又找了几天,一天晚上就堵着杨平主任了。

安良子看我一眼,也就是这个晚上,出事了。

我说,当时出事,具体是怎么个过程?

安良子说,具体过程,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自从丁大义晚上也去找杨平主任,马玉兰离不开人,安良子就来替他一会儿。可这个晚上,丁大义直到半夜才回来。回来也不说话,只是蹲在地上闷着头。安良子看出他有事,反复问了半天,他才抬头说,如果他出了事,就让安良子去趟山西长治,马玉兰在老家还有个侄子,让这侄子过来照顾她。安良子一听就有点明白了,连忙问,是不是找着那个杨平主任了。丁大义只说了一句,找着了。再问,就又不说话了。第二天晚上,安良子看电视新闻,才知道头天晚上第八中心医院出事了,一个患者家属把医生打死了,事情闹得很大。安良子先是一惊,再看,这个被打死的正是杨平主任。新闻上说,这个患者家属行凶之后就逃离了现场,现在警方已经介入,案件正在调查中。安良子看完这个新闻就赶紧来找丁大义。丁大义正在家里给马玉兰做饭。安良子问他,昨晚医院的事,是你干的?丁大义还是闷着头不说话。安良子急了,说你再不说话,这事儿就更大了,事儿大了不要紧,可马玉兰谁照顾,昨晚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咱好想办法。丁大义这才吭吭吃吃地说,昨晚都已说了,如果他出事,就让安良子去趟山西长治,把她侄子叫来,这个家,就交给他了。安良子说,这事儿哪有这么简单。又想了想,就让丁大义收拾一下,然后拉着马玉兰来到他家。我一听立刻问,丁大义现在人在哪儿?

安良子朝左右看了看,说,还在我那儿。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喘了口气,又慢慢坐下了,压低声音说,你这是犯法,懂吗?

安良子哼一声说,怎么不懂,当然懂,可眼下我不帮他,还有谁能帮他?

我说,你这不是帮他,是害他!

安良子看我一眼,又叹了口气。

我说,别吃了,现在就去找他!

说完,拉起他就从饭馆出来了。

安良子住的是一个老小区。老小区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旧,二是挤,楼下到处是破破烂烂的违章建筑。当年我们中学毕业,我去农村插队了,安良子和丁大义就都分配了工作。但后来他们的厂子都倒闭了,用杨老师的话说也就子承父业,一个崩了玉米花儿,一个卖了烤山芋。安良子的住房还是当年厂子里分的,是个一居室,在这个城市叫“独单”。安良子曾对我说过,他老婆几年前病死了,有个女儿在广州,已经成家有了孩子,也就很少回来。他后来又有了一个女人,是个卖手机壳的,生意做大了,又开了个小杂货店。起初两人打算结婚,可那边的子女死活不同意,这事儿只好撂下了。平时那女的也就是偶尔过来住一下。

安良子开了单元门,我跟在后面进来,立刻闻到一股噎人的中药味儿。不到四平米的小门厅里支着一张行军床,这显然是安良子的。安良子说了一声,出来吧,是王松。

丁大义就从厕所里出来了。

丁大义本来就瘦,这时再看,脸已经窄成了一条儿,不光是黄,好像还挂了一层灰。他看我一眼,目光跟我一碰就弹开了。

安良子问,玉兰没事吧。

丁大义说,没事。

安良子告诉我,出了这事以后,医院输液不能去了,可马玉兰的病又不能不治,他就去找希波拉。希波拉说,没见病人不能开药。可丁大义这时又不能在外面露面。安良子就只好拉着马玉兰去让希波拉看了一次。希波拉也懂中医,给马玉兰摸了脉象说,她现在用西医的话说,就是脑梗,但在中医看是气滞肝郁,西医认为发生脑梗,只要在6小时之内输液,用上克栓酶之类的药物,应该还能通开,可现在早已过了6小时,所以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中药调理了。希波拉给开了一些中药,又给找了个药吊子,告诉安良子这些中药怎么煎,怎么熬。这时,安良子就去厨房忙着把药吊子里的中药渣子倒掉,准备接着熬药。我看看坐在行军床上的丁大义,一时不知该怎么问他。想了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说吧。

丁大义低着头闷了一会儿,说,我没想杀他。

我说,是啊,说你故意杀人,我也不信。

安良子从厨房探出头说,我叫王松来,就是帮着想办法,他又不是外人,你有话就说。

我说,你把当时的过程说说吧。

丁大义又吭吃了一下,慢慢抬起头。他说,其实那天晚上,起初没找到杨平主任。当时去大夫办公室,别的大夫说,他早下班了。又去护理站,护理站的一个护士说,刚才好像看见他了。但另一个护士立刻说,那不是他,他上午就走了。丁大义以为这个晚上又白来了。正打算回去,就看见了那个清洁工。这清洁工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留着男人一样的短发,人挺热心,平时丁大义带马玉兰来输液,有的时候一个人忙不开,她就过来帮一把手。后来丁大义总来找杨平主任,这清洁工好像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天前就偷偷告诉他,其实杨平主任晚上也经常来,可待的时间都不长,来一会儿就走。这个晚上,丁大义正要走,这个清洁工就一边用拖把擦着楼道凑过来。在经过丁大义的身边时,看了他一眼,又朝旁边一个房间的门指了一下。这个门上挂的牌子是主任休息室。丁大义就明白了,立刻上去敲门。他也是心急,敲的声音有些大。这么敲了几下,听到屋里好像有动静,又好像没动静,再听了听还是吃不太准。丁大义虽然老实,人迂,但迂人也有迂人的心眼儿。他这么敲了一阵就不再敲了,转身朝旁边的电梯走过去。这是病人和家属用的电梯,跟这个房间隔不远。丁大义来到这个电梯的跟前却没叫电梯,只是回头朝这边瞄着。一会儿,就见这个房间的门开了,一个护士从里边出来。在她出来的一瞬,一边朝前走着又横着跨了一步。这样一来,给人的感觉就不是从这个房间里出来的,而是沿着楼道一直走过来的。丁大义立刻噌地一下扑过去。这时那个房间的门已经又关上了,丁大义用力推了推,没推开,就又使劲敲起来。但这次已经不是敲,而是砸,叮叮哐哐的声音立刻响彻整个楼道。这时已是晚上,病房里的病人已经都睡了,陪床家属有的在楼梯间抽烟聊天,有的打开陪床椅也休息了。丁大义这里这么一敲一砸,不知出了什么事,就都出来看。丁大义这时越砸越响,越响越砸,就这么又砸了一阵,这个房间的门终于开了。杨平主任果然在里面。杨平主任好像很生气,头上的白帽子也有些歪,一边系着白大褂的扣子皱着眉说,你怎么回事,这是病房,这么砸门惊扰了别的病人怎么办?丁大义这时终于见到杨平主任,已经顾不上别的,上前一把抓住他说,你总这么躲着我不行,我老婆的病到底怎么办,输了几天液一点儿不见好,再这么下去我们两口子就没活路了。杨平主任甩开丁大义的手,转身就朝外走,一边走着说,这种病哪有输几天液就好的,再说你们有没有活路是你们的事,医生的职责是治病,还管你们的活路。说着就已经来到楼道里。丁大义跟在他后面说,你不能这么说啊,我老婆可是你给治坏的。杨平主任回头冷笑一声,你们家属都爱血口喷人,你这样的我见多了。一边笑,脚底下却越走越快。这时丁大义已看出来,杨平主任是奔着电梯去的。在楼道的另一头还有一部电梯,是专供医院的人用的。丁大义意识到,只要杨平主任钻进那个电梯,电梯门一关,他就又找不到他了。可现在马玉兰还躺在家里,他已经向安良子借了几千块钱,再这么借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心里越想越急,就追上去一把抓住杨平主任的胳膊。杨平主任的胳膊很细,但挺有干巴劲,他用力一挣,与此同时又转身朝丁大义的肩膀猛推了一把。丁大义立刻失去重心,一个趔趄摔在地上。这一下丁大义就真急了。当时病房楼道里正在维修屋顶的管线和排风通道,墙角堆着一些施工材料。丁大义抬头一看,杨平主任已经小跑着朝电梯奔过去,眼看就要到电梯跟前了。他顿时脑子一热一涨,就又上了一根筋的脾气。他觉得这个杨平主任不要说不近人情,简直太不讲理了,他把病人治坏了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整天躲着不露面。现在好容易找着他了,他还敢动手打自己,这还有王法吗?眼下自己的老婆躺在家里,人不能动,话不能说,别说吃药,家里眼看连饭钱也没了。就在这个中午,马玉兰费了很大劲才说出一句话,她让丁大义去买包耗子药,她说,她吃了一死就算了。当时丁大义听了抱着她说,放心,要买就买两包,咱虽是半路夫妻,可也有夫妻情分,要活一块儿活,要死一块儿死。一边说着,夫妻俩就抱头痛哭起来。这时,丁大义看着已经快到电梯跟前的杨平主任,脑子里也就不再想别的了。他就一根筋地想,今儿就今儿吧,既然已经没活路了,就干脆谁也别想好。于是从地上爬起来的一瞬,顺手就抓起一根金属条追了上去。杨平主任一边跑着回头一看,见丁大义拎着一根铁棍之类的东西追上来,知道他是真急了,跑得也就更快。但他这一回头没看脚下,突然绊了一下,踉跄了几步就扑倒在地上。接着丁大义的金属条也就抡着砸过来。

我有些意外。我以为,丁大义会把那一晚的过程说得支离破碎,前言不搭后语,而这个过程,包括每一个细节显然都极为重要。可丁大义虽然说得笨笨磕磕,听着还算清楚。

我问,这个杨平,当时就死了?

丁大义又吭吃了吭吃。他说,当时没注意,这个杨平主任翻过身时已经满脸是血。丁大义最怕血,一见血就心跳,出虚汗,这时一见他这样子,扔下手里的金属条就从旁边的楼梯走了。丁大义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他上小学时就怕血。一次跟他坐同桌的居丽手被铅笔刀割破了,滴滴答答地流了很多血。居丽是女生,还没怎么样,可旁边的丁大义已经脸色苍白地趴在桌上,直到放学还没缓过来。这时,我问,这就是当时的过程?

他说,是。

他又看我一眼,我没想杀他。

又嘟囔了一句,我,真没想杀他。

说着,一张窄脸已经拧成了一团。

安良子熬上药了,这时过来叹口气说,他也受病了,这两天,就叨磨这一句话。

我看一眼安良子,又问丁大义,你老婆的事,都安排好了吗?

丁大义说,就这点事,都跟良子说了。

我说,你马上,就是现在,做一件事。

丁大义慢慢抬起头。安良子也看着我。

我说,就近找个派出所,马上去投案。

丁大义听了,瞪起眼看着我。我对他说,现在这个事,就是一边倒的事,既然警方已经立案,估计调查时间不会长,一旦把你作为犯罪嫌疑人通缉,这事就更麻烦了。

安良子说,可这事,总得先捯腾清了啊。

我说,先投案,捯腾这事,我找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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