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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致毛时安的一封信

来源:文汇报 | 陈思和  2019年04月15日09:10

毛时安

时安兄:

前天晚上你把30来篇散文稿传到我的邮箱。我当晚来不及拜读,第二天白天有事,到了晚上才打开电脑逐一读来,原来也只是想浏览一遍,但读着读着,竟不想睡觉了,一口气读了下去。虽然老眼昏花,却也津津有味,虽然血压很高,却仍然浮想联翩,连带着对三四十年来的种种回忆,你,还有你所写的海上人物。除了沪上画家我不太熟悉,你所写的大多数人物,也都是我熟悉的师长朋友,于是,作者的你,所写的对象人物,还有读者的我,构成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圈,我沉醉在其中。

你说你要把这些文章编成一个散文集,要我为之作序。我没有二话就答应下来,随即把手边的事情都往后推一推,准备先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也不是你的任务特别重要,而是我的感情特别需要,人渐渐老去,时时会感受孤独感突然袭来,莫名所以。你和我的个性不同,你比较热情外向,而我总是落落寡合,但有些地方,我们的情绪似能相通。譬如你写纪念赵长天的文章,写到你有次请长天、福先他们吃饭,嫌环境不好,觉得没有吃好,希望再补请一次,但是长天却走了,再也没有机会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自然想到,2002年,上海作家协会安排我与长天、福先,还有于建明,一起去埃及访问,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回来后一直说,大家聚一聚,聚一聚,但总是在这段时间谁身体欠佳,或者那段时间谁又特别忙,总是说,有机会,过段时间再聚,一晃很多年过去,谁也想不到,身体最好的长天竟突然撒手了。这当然不是一顿饭的纠结,而是在我们这段年龄里生命无常的感受特别强烈。还有,你写中学同学昌龙,写到同学中三个人最要好,后来一个被水淹死了,后来又一个患了绝症……这种情景,我在写我的中学回忆《1966—1970:暗淡岁月》里也有同样的情景,少年时期的好朋友,几十年过去,这个没有了,那个也没有了,不说也罢,说起来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情。自前年以来,我周围的许多尊敬的朋友和长辈纷纷谢世,数片落叶而知秋近,孤独的时候,心里总是凉飕飕的。今读你的散文,又勾起我久久缠绕于心间挥之不去的寂寞之感。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你与我的心性不同,你要比我乐观向上,你的文字里充斥着热情。你那些记叙海上人物的文章,写作时间贯穿了三四十年,从游戏笔墨到生死以共,经历了漫长的光阴积淀,但一贯的饱含着热情洋溢的精神状态。你在描写你与徐中玉先生、罗洛先生还有赵长天等一起共事的时候,都提到那段曾经被不愉快的世事所困扰的经历,你既坦率地为时代留下见证,也用你特有的奋进态度,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困境里的坚韧与挣扎。你还有一个长处是知足常乐,以平民出身感到自豪,珍惜人生的努力,所以你的文章里始终透彻一种来自民间的朴素哲学:你很少众睡独醒,愤世嫉俗,也很少怀才不遇,怨天尤人,(而这两点,恰恰是当下很多知识分子痼疾)。你喜欢在现实环境中实实在在地做事,对于现实中取得一点成绩,都会由衷地高兴自得。你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编过刊物,后来又到上海作协、上海文化局、艺术创作中心担任一些领导工作,抓过创作,写过评论,渐渐在工作岗位上成就了一个文艺评论家的功德。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有因有果,每一步路都是用自己的脚走出来的,这样的人生就过得踏实。我读你写中学同学的那篇文章尤其喜欢,文字里就渗透了这种可贵的平民人生观。

我喜欢读你近年写的一组文章,写程乃珊,写赵长天,写贺友直,写罗怀臻,无论写人谈文,都充满真挚情感。一般来说,记人叙事的散文出感情还是容易的,难得的是要面对文字作品发议论,表达出有情有义的态度。你评罗怀臻剧作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作为一个评论家,有时候难免会碍于人情世故,写些遵命而勉强的文字,这时候评论家的文字是没有生命力度和热度的;相反,当评论家一旦面对与自己生命信息相通、撞击出生命火花的文学作品,他自己的生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他的生命信息就会转化为一个个文字,一句句语言,强烈地体现出来。这样的文艺评论才是上乘的评论。你写的《为信仰而创作》,是为《罗怀臻剧作集》写的序文。你与罗怀臻,曾经一个是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一个是著名剧作家,但更重要的,如你所说,这是“两个挚爱艺术的男人之间”推心置腹的对话。你对《西楚霸王》《金龙与蜉蝣》《班昭》等一系列作品的评论,虎虎生气,笔底似有神。你从上海文化大背景来高度评价罗怀臻:说他“是一个异类、异质的文化符号,是一个带着苏北文化背景的外来人,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也因为这个不可捉摸无法预测的异质的文化符号,在后来岁月中像跳动的火焰般地活跃介入,上海的剧坛和文化景观有了别样的生机和活力。”这个评价非常到位。是的,上海的文化不是从先验的模式里发展而来,它本来就是大杂烩,是江南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变风而成。海外西方文化、南洋华侨文化、江浙社会文化、苏北底层文化四大主流,再加上五湖四海的流民文化杂交,终于形成汪洋恣肆的现代海派文化。而罗怀臻的戏曲创作,代表了当下海派文化艺术中最为强悍最有震撼力的硬文化元素。(文化艺术要分软硬之别,如评弹艺术,是软文化之最。)罗怀臻的戏曲剧本虽然雅俗共赏,但硬文化元素则是他在当下靡靡流行文化中脱颖而出、一览众山小的根本原因,然而民间大地的文化元素又是罗怀臻艺术创作的重要支撑。你老兄法眼清净,一言道破罗怀臻艺术风格的命根所在。你指出《金龙与蜉蝣》里,“城市观众看不到自己熟悉的物欲横流的场景,看不到生命萎顿、灵魂苍白的人物。蜉蝣、孑孓、玉凤、玉荞,他(她)们渺小卑微,然则他们的生命代代相传。天老地荒,扑面而来的是强悍的草莽气息,是人物顽强抗争命运的野草般旺盛的生命力。”你指出在《梅龙镇》里,罗怀臻“对传统题材‘游龙戏凤’的最大改变,就是强化民间底层生活自在自足的祥和欢乐,用以置换帝王玩弄村姑的腐朽性,从根本上颠覆母题原来的趣味指向。”所有这些评论语言,都满溢了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量,说到了罗怀臻艺术风格的根本所在,也应和了你自己激情澎湃的评论主体性。

时安兄啊,读着你这篇《为信仰而创作》,我想得很多很多,这个题目固然是从罗怀臻那里来的,但又何尝不是说破了我们的“信仰”呢?40年前我们意气奋发走上文坛,围绕在《上海文学》杂志社的周围,从事文学批评;30年前我们在《上海文论》上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后来遇到一些风波,我和晓明,还有你,三人跑到南京一起编完最后一期特辑,从南京回来的火车上我们大谈文学与当下局势,旁若无人,不说我们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倒也真有一点“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我提到“粪土”也是有原因的,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让我们大笑不止的话,你说:“我正准备端着大粪,朝这帮人浇呢!”——也许你已经忘了吧?但是,要说到“信仰”,我们对文学、对学术、对拨乱反正的虔诚追求,何尝不是“信仰”的操守和坚持呢?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在作家协会、文化局等单位兢兢业业地工作,我仍然在大学里自由自在地教书,我们都是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履行自己的责任和实践,虽然交往不频繁,但肃肃赫赫,交通成和,彼此都有呼应。这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几十年,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也无非是那个让知识分子面对风云而从容淡定的“信仰”。

时安兄,我很久没有写这样的文字了,老友面前难免伤感一番。现在你的《海上人物》出版在即,我略写几句,聊以助兴。希望新书早日问世。

在此,祈保重身体,文思旺健。

思和

于血压奔腾中昏昏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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