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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文学初期的“现代文学传统” ——在复旦大学“新时期文学四十年”论坛的发言

来源:《文艺争鸣》 | 程光炜  2019年04月15日23:42

首先感谢栾梅健教授的邀请。来复旦之前,我在北京参加过两场分别由《文艺报》和北京文联举办的“新时期文学四十年”的研讨会,再从宏观的方面,已经谈不出新的想法。这次想选一个比较小的角度。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呢?因为近年我写过贾平凹、王安忆、张承志、铁凝等作家的研究文章,发现他们在新时期初期创作阶段,都曾谈论过沈从文、孙犁、汪曾祺对自己的影响。从外国翻译作品影响新时期初期青年作家创作这个流行话题看,这个小题目不被人注意,以为不是个问题。但我不这样看。因为作家创作资源是多方面的,比较复杂隐秘,如果仅仅谈外国翻译作品,很多问题说不清楚。

所以,我今天的发言,不是从中国 / 世界的角度,而是从当代文学 / 现代文学的角度来展开。大家知道,新时期初期涌现的一批青年作家,因时代局限,走上文学道路的阅读主要是十七年红色经典, 也有一些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作品。那时大部分作家不是出身科班, 少数是工农兵大学生,知识结构存在缺陷,没接受过系统文学教育, 基本是自学成才。在新时期初期,他们还来不及系统读书。当然他们都很有文学天赋。在十七年红色经典中,好作家作品不多,艺术上大多粗糙;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作品固然艺术上一流,与中国文化和心理毕竟有点隔。这是一些青年作家也愿意师法现代文学作家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革”终结“,四人帮”倒台,使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极其厌恶极“左”政治及其政策,这就有点 殃及池鱼的意思,把十七年文学一起厌恶了。那时在很多作家心目中,越是政治性的文学作品越是不好,越是远离政治的作品便是 真正的纯文学,这是一个共识,也是一种风气。按照今天说法,就是 “去政治化”。这种情绪当然相当偏激、偏颇,也不讲什么道理。今天看来,却失之简单。文学史就是这样,它的历史脉络、历史叙述就 是由此一时、彼一时的时间段落构成的,像许多曲里拐弯的小河汊, 远远地看十分杂乱,像苏南纵横交错的河流沟渠,没有规律。所谓 规律,其实就是文学史家后来经过时间的沉淀,也为便于集中、概括 地分析一个时期文学史发展的现象,把当年的很多枝枝杈杈剪掉之 后,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修剪,才形成所谓的“文学史规律”的。今 天我想做点还原,及所谓重返历史现场。我由此注意到在青年作家 中产生的不同于十七年文学的新的审美意识,新的文学阅读对象, 将决定他们在新时期最初几年创作上的走向和趣味。

第三个原因,我以为是如何写出纯文学的、优美的新时期文学作品,是这代青年作家不约而同的、也是共同的使命。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创作贴近中国人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的小说,使他们把师法前人小说创作手法,完成自身文学成长的目光,很自然地投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曾在新中国成立走背字、被冷落、被遗弃的非主流作家身上。而被他们发现的宝贝,居然都是有点出土文物意味的一些作家;他们发现的居然是现代文学史上那些非主流的、写抒情性的、地方题材的作家,如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等。这可能是受到了香港司马长风的文学史、华裔美籍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播风气的影响和引导,也许还有其他别的影响渠道。这只是我的猜测,对于一个作家的阅读史来说,情形可能远比我这种猜测要复杂和隐秘。必须通过细致的追踪、收集材料和研究,才能最后看出庐山真面目。而且更可能的是,在每个人身上的差异也许是很大的,不能一概而论。总之,他们觉得这些现代作家的作品,比十七年文学更像“纯文学”。他们抒情的、优美的、地方题材小说的吟唱,也许更能抚慰这些青年作家在大的历史动乱之后,急于过一种平静的、安稳的、不再折腾的老百姓的生活心理罢。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种安静生活曾经是很多人强烈渴望的,即历史书上说的“休养生息”。但是真的久违了。

很显然这是一个奇妙的历史间隙。很小的、一闪而过的历史间隙。它就在新时期初期,在大的历史动乱结束与这一代作家创作成长起来之间。这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史角落。或者叫这代作家文学创作的一个不曾被人关心的小源头。总之,它是我今天发言的出发点和关注的命题。为使问题具体、充实一点,不妨引用几个材料予以说明:贾平凹在《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中说“:我记得大学快毕业了,突然有一天在书店见到一本书,是综合性的小说选本,里面有沈从文的一篇,我读了觉得是我那些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就买了。”“后来,我一个同学从西北大学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是沈从文的一本选集,才知道沈从文是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他又对章学锋说“:接触了沈从文的作品以后,才知道沈从文写了那么多好东西!” 他还回忆“:我给出版社写信——这辈子给出版社就写过这么一封信,为沈从文这书,我跟他们说,以后再有这人的书咱能不能多给搜集点儿来?其实当时沈从文还在被专政,又过了几年,沈从文才给解放出来,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贾平凹有一篇短文叫《孙犁论》,内容是写他从来不登门拜访作家,平生仅一次,是在北京开完会后,专程去天津拜望老作家孙犁先生,还带着一个唐山彩,结果在火车上被弄断了胳膊。他极其佩服孙犁的小说笔法“:读孙犁的文章,如读《石门铭》的书帖,其一笔一画,令人舒服,也能想见到书家书时的自在,是没有任何疾病的自在。好文章好在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里难寻着技巧, 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在时下的中国,尤其天津大码头上,真是不可思议。”王安忆也有此类文章。依我看,王安忆创作成熟期“归于平淡”的小说笔法,可能取自汪曾祺,也许也不一定。经 多年反复磨炼,她的作品显示出浑然天成的境界。她写过《汪老讲故事》一文“:汪曾祺老的小说,可说是顶 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最平凡 的句子,说一件最最平凡的事情。轻轻松松带了读者 走一条最最平坦顺利简直的道路,将人一径引入,人们 立定了才发现:原来在这里。诱敌深入一般,坚决不设 障碍,而尽是开路,他自己先将困难解决了,再不为难别人。正好与如今将简单的道理表达得百折千回的风气 相反,他则把最复杂的事情写得明白如话。他是早洞察秋毫便装了糊涂,风云激荡过后回复了平静,他已是世 故到了天真的地步。”她接着说:汪老“总是很笨拙很 老实地讲故事,即便是一个回忆的故事,他也并不时空 倒错地迷惑,而是规规矩矩地坦白出什么时候开始回忆了”,“笔下几乎没有特殊事件,都是一般状况,特殊 事件总是在一般状况的某一个时节上被不显山不露水 地带出,而事实上,汪曾祺的故事里都有特殊事件,堪为真正的故事”,且与“特殊的结构”形成默契,“实是包 含了一种对偶然与命运的深透的看法”。她还赞扬其语言风格道,“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 真地叙述过程”,还“很少感情用语”,“然而,时常地,很 无意的一句话,则流露出一种心情,笼罩了之前与之后 的全篇”。 很多人知道铁凝文学创作的起步阶段,受 到孙犁很大的影响,早期名作《哦,香雪》里洋溢着荷花淀派小说那种特殊的气味,是不容置疑的。因有师徒之谊,她在《四见孙犁先生》这篇文章中充满感情地写道, “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而“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 的文章骨气”,似乎都“尽在其中”。 虽然冯骥才有孙犁是无法模仿的忠告犹言在耳, 但这股在新时期初 期青年作家中刮起的师法现代作家的旋风,直到寻根文学兴起,他们艺术上各寻自路的 1985 年,才开始降温。

从贾平凹对谢有顺的回忆看,沈从文精彩绝伦的小说几乎是他创作的起点,那是对一个青年作家醍醐灌顶的启发。 他带着崇拜之情北上,以致不小心把送给孙犁的唐山彩胳膊弄折了,连忙道歉,但孙犁先生只是哈哈一笑,放置一旁。贾平凹声称自己从未登过一位作家的门,到孙犁家,仅此一次。王安忆对汪曾祺用最平凡的字眼,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的小说笔法,对他归于平淡的作品境界赞扬有加。铁凝更是称赞孙犁小说“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等等。然而,二者之间涌动着一种什么联系呢?这是对手法高超、态度诚挚、朴素自然的现代作家的敬爱吗?肯定是。但我以为更是他们在表达对曾在当代文学史中消逝的“现代文学传统” 的敬爱心情。这是他们人生经历中不曾有过的文雅、体面和平和。这是他们文学积累中不曾有过的雍容、优美的文学宝库。这是他们曾经缺乏的对人的包容、同情和怜悯,因为在过去教育中,充满了暴力和粗鄙的东西。这更是一次对历史废墟现场的回填。老话说,师人文章,乃是师人之心,就是这个道理。

七年前,我写过《繁华落尽见真醇——读汪曾祺小说〈岁寒三友〉》一文。作为同龄人,我理解、同时也感同身受新时期初期的青年作家对老作家们、对现代文学传统的敬爱之情。在分析了汪先生这篇小说之后,我带出了自己的感慨和自我反思“:这些青年作家和当时读汪曾祺的读者一样,都是被‘不是请客吃饭’理论培训的一代人。激烈、粗糙、做人精明和大而化之,是这代人的通病。”“这种本领大大超出了前面几代的中国人。阅世之深,警惕之深,犹如惊天动地地震爆发前一瞬间惊悚不安的蚂蚁和飞鸟走兽。我们对人之警惕,对自己之保护,可能在汪曾祺等旧社会读书人看来是无比惊讶,无比可笑,也不知所措的。因为我们的成长史中有‘反右’‘大跃进’‘文革’和‘纠正冤假错案’等等等等,我们不得不这样谨言慎行,警觉异常,前后矛盾。”这不是自我矮化。这是诚挚之言。 因为新时期初期,我的思想和文学观念就处在这种历史的低点。不是我自己愿意处在这一低点,而是历史把我们摁到了这个低点上,令我们对外面的世界懵然无知, 变成了愚民。在近两百年的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上,我们可能是处在最低点上的一代人。这是毋庸回避的。

与其是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不如说是这代现代作家的作品打开了我们心灵的天窗,文学的天窗。这次历史相遇,使不少青年作家免走了很长一段弯路,思想见识和文学趣味很快回调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准上来,这个当代文学史的罕见洼地,就这样被滚滚向前的时代思潮迅速填平了。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话题还没有引起有识者的注意,也没有开展有效的学术研究。譬如,以新时期最初几年为节点,研究贾平凹与沈从文、铁凝与孙犁,新时期作家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抒情传统,等等。我这里,只是提到几个青年作家,其实,据我摸过的材料,还有不少青年作家与现代作家有这样那样的缘分。例如张承志与鲁迅,莫言与鲁迅,韩少功与沈从文,迟子建与萧红等。这是一个系列性的文学史考察工作,对新时期初期文学中的“现代文学传统”,对一代青年作家的创作成长史,对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心灵的秘密,都需要一一捋过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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