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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存并被传颂的这些唐诗里的农事诗,它们的责任和使命不在于唱和,而在于诗人的诗作是否有对严酷现实的揭底和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以及是否拥有珍惜土地、热爱自然、关注民生疾苦的伟大情怀。 唐诗里的农事诗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刘火  2019年04月16日07:38

清人编纂的《全唐诗》收诗48000-49000首,晚近编辑的《全唐诗补编》收诗6300余首。唐诗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不仅是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的一个标识和标高,同时也是世界文学里一颗至今依然闪光的明珠。重要的是,唐诗影响或者决定了后人的文学趣味和美学标准。尽管历史和当下,有时也会对唐诗抱有异议,如在崇尚杜甫诗歌的宋代,欧阳修、宋祁撰著的《新唐书》里认为杜甫“旷放不自检”且“高而不切”;如古典文学于当下被重新唤起时,今人西川在《唐诗的读法》里甚至抱怨道,由于诗在唐代社会的功用和地位,整个唐代付出了没有思想家的代价等。但没有人可以否认,唐诗,作为中国文化里无与伦比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的文学和文化资源。譬如本文所要论及的唐诗里的农事诗,就是这一宝库里的珍珠。

重农

农耕社会于中国而言,不仅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社会,而且是一个创造过无数辉煌的社会。由于地理和人口因素,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和中央集权的制度文化传统,重农(另一方面是抑商)即农本(商末)思想和行为,成了自先秦到清的国策与传统。唐代(618-907)三百年,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有些蹊跷的是,大唐似乎没有如明代《农政全书》(徐光启)这样的专门农书。从《农政全书》的“农本”诸章(包括“经史典故”“诸定杂论上/下”“国朝重农考”等)里,徐光启上举《管子》(春秋)、《吕览》(春秋)、《庄子》(战国)、《白虎通》(东汉)、《齐民要术》(北魏),今举《农桑通诀》(明),唯独没有举证唐。不过,这并不说明在唐代,中央政府及各“诸侯”不关心农事。《新唐书/食货志》里多处记有中央政府对农事的关注和重视。贞观中,太宗纳谏从善专门下诏“重农”:“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宽乡敛以所种,狭乡据青苗簿而督之。”这一国策,《新唐书》说“高宗承之”。“安史之乱”后,贞元四年(788),因赋税日重,德宗问宰相陆贽何以解决,陆贽陈书“六略”。“六略”之事,都与农事相关(后陆因谗而贬,此事不了了之)。另外,在“本记”和“后妃列传”里,多有“皇后亲蚕”记载。特别是武则天,在她封为“天后”(其时已是武则天实掌大唐权力的起点)时即上元元年(647),不仅“皇后亲蚕”,并建言十二事,第一件事就是“劝农桑、薄赋徭”。仅此几例,足见唐最高决策层对农事的重视。即便战乱时,一些“诸侯”一样重视农事。初唐时,隋末的战乱与纷争尚未结束,武德三年(620),窦建德边打仗边务农,在打下洺州时,窦就“劝课农桑”(《资治通鉴/唐纪四》)。可见,农事对任何一级军政首脑都十分重要。为什么如此重视农事,农耕社会,两事比天高,一是粮食,一是赋税。前者关乎百姓的本,后者关乎军政的本。于是,我们在唐诗里就会读到涉及农事的诗。

褚亮曾入秦王府文学馆,被称为“唐初十八学士”。《全唐诗》录褚诗31首,其中有一组诗《享先农乐章》。第一首是写粮食的:“粒食伊始、农之所先。古今修赖,是曰人天。耕斯帝籍,播厥公田。式崇明祀,神其福焉。”先民有“烝民乃粒,万邦作乂”(《尚书/益稷》)之说,也就是说只有当百姓有饭吃,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中国古代科技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第一篇第一节即是“乃粒第一”。褚的这首诗,最大看点是“古今修赖,是曰人天。”也就是说,于农事成败,天可以定,人也可以定。所为农本,实为人的“重”农。这组诗前有一小引写道:“《唐书/乐志》曰,贞观中,享先农乐,迎神用诚和,皇帝行用太和、登歌、奠玉帛用肃和……。”褚亮这诗便是一首祭祀的诗。祭祀第一首就是粮食。有农才有粒,有粒才有家,有家才有国。这便是农本的意义。

太宗李世民虽不是大唐帝国的开国皇帝,但如《新唐书》所说“唐有天下,传世二十……太宗之烈也”,且是“至治之君”。太宗诗传世99首,多为金戈铁马英雄气概,却有一《咏雨》描写农事:“和气吹绿野,梅雨洒芳田。新流添旧涧,宿雾足朝烟。雁湿行无次,花沾色更鲜。对此欣登岁,被襟弄五弦。”《咏雨》一诗,虽不见太宗豪气干云,但诗中所述之事,可谓非凡。风调雨顺,是一代明君的外化写照。此诗,因雨记起了农田,因雨记起了乡间,因雨唤起了太宗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最后一联,作为一种愿景,作为对一年庄稼丰收的期冀,诗人情不自禁地披衣抚琴。此时雨声与琴声,想来是天人一体,无比的和谐。帝王喜悦于农事,帝王的喜悦,便是重农的喜悦。唐九世德宗,前期朝政清明时且又爱与臣僚们诗歌唱和,《全唐诗》录有德宗诗15首,一首与农事相关,诗名《丰年多庆九日示怀》。诗中吟诵“重阳有佳节,具物欣年丰”。诗前有德宗一小序:“贞元十八年九月癸亥重阳,御制诗赐群臣”,于是,包括武元衡、权德舆等一帮干臣奉和。这一景象表明君臣对农事的重视和对丰年的喜悦。文宗在《暮春喜雨》里写道:“风云喜际会,雷雨遂流滋。……郊垧既沾足,黍稷有丰期”,同样展现了最高管理者的厚农情怀。在重农方面,一首题为《田》的诗值得一说。“贡禹怀书日,张衡作赋辰。杏花开凤轸,菖叶布龙鳞。瑞麦两岐秀,嘉禾同颖新。宁知帝王力,击壤自安贫。”此诗为李峤所写。李峤,出生望族,三次拜为宰相,如此关心土地,可见土地的重要。从狩猎到游牧,从逐水到定居。种植业的开始便是农耕时代的到来。农耕时代的主要平台便是土地。由土地耕作生产的物质,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共同建构了农业文明。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田地始终是一中心。这是一首赞美田地的诗。用祥瑞称麦,用美好称禾;花开时琴声和谐,田地给予了人类心情愉悦的植物。田土是老天爷给的,但是,倘若没有农耕,没有农事,那么田地将是蛮荒的。诗人的“宁知帝王力”的“帝力”,就是田力。田地,上天赋予,更是农事赋予。重农便是厚田力,厚田力便是重农事。再就是,许多时候,对于某些诗人来讲,田地、乡村,还是闲适和高隐的寄居地和转喻物。

喜农

农作物生长四要素,源自田地、阳光、雨水和农人劳作。雨,作为农事的重要符号和元素(当然雨是也是心情好坏的符号和元素),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古典诗文里(正史如《新唐书》本纪、五行志里记载的水旱、水溢,雨非其物等水灾之雨,当别论)。唐诗里的农事诗,写雨或写“喜雨”的极多。翻检《全唐诗》,以“雨”作为诗名和写雨的诗人,无疑最多就是诗圣杜甫。《春夜喜雨》《喜雨》《雨》《雨不绝》《梅雨》《雨四首》《晴雨》……几乎数不胜数。最让人传颂的是《春夜喜雨》的前四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首写雨的诗,好像没有直写农事,但诗人的灵气、感受和表现,显然与农事相关。春天一到,万物萌发。万物萌发除了温度之外,那一定就是雨水了。所以诗人才会因春雨不期而遇写下了“润物细无声”这样的诗句。春雨的意象,便是对一年农事的期许和遥望。李峤的《晚秋喜雨》写的则是秋雨。为什么会写秋雨?诗中写道“积阳躔首夏,隆旱届徂秋。……草木委林甸,禾黍悴原畴。……腾云八际满,飞雨四溟周。……旱陂仍积水,涸沼更通流。晚穗萎还结,寒苗瘁复抽。九农欢岁阜,万宇庆时休。”这是一首叙事兼抒情的五言长排。从秋旱写到秋雨,从秋雨写到秋收。在叙事上,我们看到诗人对农村和农事的熟稔。“旱陂仍积水,涸沼更通流”这一联,干了的塘(陂)又见了水,涸了的溪流又有了水的流淌。在抒情上,我们看到诗人对农村与农事的真情。“九农欢岁阜,万宇庆时休”这一联,诗人对所有经营农事(即“九农”)的人给予了由衷的敬意。对农事的熟稔,对农人的敬意,以及久旱后秋雨突然而润的喜悦,这样的喜悦,直到今天依然如昨日那般清新。这首诗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解读——这首长达40句的长排,还涉及到农村农事的方方面面。既有对“隆旱届徂秋”秋旱的焦虑,也希望君王“丹扆念推沟”关心农事;既有对庄稼“禾黍悴原畴”的担心,也有对田赋“蠲穷井赋优”严苛的担忧。

从春雨到秋雨,再到冬雪,唐诗里的农事诗,对于农事里重要的原素雨(水),几成一个系统。唐玄宗时的右丞相张说,有一首奉制诗,诗名《奉和圣制野次喜雪应制》,全诗写道:“寒更玉漏催,晓色御前开。泱漭云阴积,氤氲风雪回。山知银作瓮,宫见璧成台。欲验丰年象,飘摇仙藻来。”写雪的诗数不胜数,而且这首诗写雪景也不是上乘之作。但作为应制诗,则有它的意义。应制诗在唐诗里是大类,它又分两种,一种是皇帝作诗,臣子奉韵而作;一种是皇帝出题,臣子奉题而作。由于是这种诗一为歌功颂德二为命题作文,大都不被看重。不过这首诗,雪的意象,并不刻板,而是有它自己的想法和叙述,比如“山知银作瓮,宫见璧成台”这一联,看似老旧,但这联中的两动词“知”与“见”,也可见诗人在诗艺上的功力。尾联“欲验丰年象,飘摇仙藻来”的意象与叙写看似为皇帝歌功,但是“丰年”则是农人一生一世最大的追求和目的。也就是说,“瑞雪兆丰年”,顺了天下农人对丰年的渴望和憧憬。由于雨对农事的重要,从喜雨诗还衍生了祈雨、贺雨诗。如韩愈的《郴州祈雨》“旱气期销荡,阴官想骏奔”,如白居易的《贺雨》“凝为悠悠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蒙蒙。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等。

农村田家的自然风光、四时变易,无论诗者是“在场”的农人,还是诗者是“他者”的外来感受者,一旦进入到诗人笔下,大都与喜悦相关。就“他者”来讲,如今日,急速扩大城市的周边或更远的农家乐,成了城市以及城里人一种寄托和对美好生活喜悦的转喻。“东园垂柳径,西堰落花津。物色连三月,风光绝四邻。鸟飞村觉曙,鱼戏水知春。初晴山院里,何处染嚣尘。”王勃的这首《仲春郊外》,就是唐人写给今人农家乐的诗。诗人在郊外所看到的、所感悟到的春天,是以城市的角度来观照的。如“柳”便是城市镜像的主要物证之一。不过,颔联尾联即诗的下半部分,则是农村景象。“鸟飞村觉曙,鱼戏水知春”里的动词使用,显示诗人的胆识。“飞”与“觉”;“戏”与“知”动词并用的这种写法,在五言甚至在七言都是少见的。除了诗人的才华,也需要诗人对物象的细致观察。正是诗人对农事乡村的感动,春天的某一个早晨的田家全景才得以呈现。再来看张九龄的“姹女矜容色,为花不让春。既争芳意早,谁待物华真。叶作参差发,枝从点缀新。自然无限态,长在艳阳晨(《剪彩》)”。知道张九龄名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人,未见得知晓这首农事诗。张不仅是开元时期的名相,而且是一位多产的诗人。《全唐诗》录张诗219首。在这首诗里,颈联“叶作参差发,枝从点缀新”,寓意向上;尾联“自然无限态,长在艳阳晨”中的“长”字,更为逼真而又超拔。也就是说,自然不是过去的,也不是停止的,更不是死了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在时,更是一个永不涸竭的将来进行时。这种乐观的情绪,跟诗人生活着的时代密切相关。祖咏的《田家即事》:“旧居东皋上,左右俯荒村。樵路前傍岭,田家遥对门。欢娱始披拂,惬意在郊原。馀霁荡川雾,新秋仍昼昏。攀条憩林麓,引水开泉源。稼穑岂云倦,桑麻今正繁。方求静者赏,偶与潜夫论。鸡黍何必具,吾心知道尊。”这首五古,从地理到自然,从早晨到黄昏,从农事到心境,娓娓道来,细细写出。引水也好,修枝也罢,桑麻也好,鸡黍也罢,都在诗人达观的心境之中。与王勃《仲春郊外》中“他者”不同的是,这诗成了诗人祖咏的“在场”。也就是诗人本身可能就是农人。祖咏虽与当时“诗红”的王维结好(王维曾赠诗祖咏“结交二十载”)。不过,据《唐才子传》载,虽然祖是开元十二年(724)进士,但长期未授官,只好隐匿乡下。因此,诗人与乡村田事有着天然的交际和亲身体悟。《田家即事》才有这般的真实和真情(清人编辑的《唐诗三百首》,不知为什么连祖咏的名字都没有)。

要说喜农,无论如何绕不开王维。《旧唐书/王维传》说王维“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尝聚其田园所为诗,号《辋川集》”;《新唐书/王维传》说王维“别墅在辋川,地奇胜,有华子冈、欹湖、竹里馆、柳浪、茱萸沜、辛夷坞,与裴迪游其中,赋诗相酬为乐。丧妻不娶,孤居三十年”。前一传,表明王维与田园为诗;后一传,表明王维在乡间生活了三十年。也就是说,王维关于农事的诗,都是“在场”者的亲历。“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渭川田家》);“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春中田园作》);“......素怀在青山,若值白云屯。回风城西雨,返景原上村。前酌盈尊酒,往往闻清言。黄鹂啭深木,朱槿照中园......”(《瓜园诗》)等等农事诗,让今人看到了一位高隐乡间诗人的“在场”的境界。后人称王维是诗佛,不过当我们读及这些有关农事的诗时,似乎觉得,诗人就是道道地地的农人。农人才有这样的志趣,唯有这样的志趣,才会有“旧谷行将尽,良苗未可希。.....饷田桑下憩,旁舍草中归”这样对农事恋恋不舍的心境。虽是归隐,但对于农事,王维的喜悦是真诚的。

唐诗是一个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大千世界,即便喜农的诗,也各有风度。如广采民间歌谣的刘禹锡,喜农的诗,写得晓白流畅:“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夫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伫如竹枝。”(《插田歌》)如惯用隐喻且诗风秾丽的李商隐,喜农的诗,则写得忧郁婉转:“荷筱衰翁似有情,相逢携手绕村行。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暝传深谷声。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抚躬道地诚感激,在野无贤心自惊。”(《赠田叟》)

悯农

农业、农人,虽在农耕社会里是天大地大的事,但是,因为某些时段的朝政颓败、战乱纷争、天灾人祸,最易受打击的刚好是农业和农人。《新唐书》在“本纪”和“五行志”里所记载的天灾人祸比比皆是。尤其是猝不及防的“安史之乱”,击穿了大唐盛世,悯农、哀农的诗,成为农事诗里的重要部分。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悯农二首)

正是李绅的《悯农》(《全唐诗》也作《古风二首》),“悯农”题材的诗,成为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显著标识之一。尤其是《悯农》的第二首,其传颂的范围和力度,不亚于李白的《静夜思》。李白的“床前明月光”是一首怀乡思亲的天籁,它穿越千古。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则会在悯农、惜农、珍农上引起广泛而持久的认同。再从极端意义上讲,月亮不会天天有,而“民食以为天”的“盘中餐”则必须天天有。当我们去追究“盘中餐”的前世,是从“春种一粒粟”“汗滴禾下土”中来时,这两首诗,事实上是不能分开的。第一首说的是,农人种田却没有充足的口粮,第二首讲的是,要珍惜农人的劳动成果和自然予人的馈赠。现在人们大都记得第二首,而忽略了第一首。“秋收万颗子后,”农人居然会没有饭吃。这样的悲壮,在唐诗里是少有的。少年成名,且与元稹、白居易等一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参与者,在同为清人编的两部唐诗选集《唐诗三百首》与《唐诗别裁集》里,不知为什么都没选李绅的诗。抑或是“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诗句,太直白太残酷太猛烈了么?

对农事的担忧、对农事的同情、对农人的哀悯,在中国诗文里一直都是重要的篇章,唐诗尤盛。本不关心世事的高僧寒山,在三百零三首无题诗中就有多首与农事相关的诗。《新谷》一首写道:“新谷尚未熟,旧谷今已无。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悭惜不救乏,财多为累愚。”这是一首写夏荒的诗。除自然灾害之外,夏荒的成因多种多样,但有一样对于农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那就是粮食入仓之前的田赋。田赋如果重了,农人秋收的谷物,在缴纳了田赋后,来年很难接上来新谷。再加上灾害,更是雪上加霜。这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央大户人家借。这诗写得最为生动也最为凄凉,不仅“夫出教问妇,妇出遣问夫”,而且“就贷一斗许,门外立踟蹰”。就算大户贷了,门前徘徊的农夫还得好好思忖:贷得了吗?贷了,以后还得了吗?贷的利息能接受吗?就在商家大门之外,一会儿夫出来问,一会儿妇又进去观察。真是尴尬与凄凉!农人苦啊!连一向放浪不羁的李白,对农事也投出过“黄鹂啄紫椹,五月鸣桑枝。我行不记日,误作阳春时。蚕老客未归,白田已缫丝。驱马又前去,扪心空自悲”(《白田马上闻莺》)这般“扪心问桑麻”的目光和情怀。

杜甫与白居易,恐是唐诗帝国里写悯农诗数量最多内容也最厚重的诗人。杜有《春旱天地昏》《大麦行》《岁晏行》《为农》……白有《村居苦寒》《观刈麦》《重赋》《卖炭翁》《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杜甫在《岁晏行》里写道:“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在《大麦行》里写道“大麦干枯小麦黄,妇女行泣夫走藏”。在《春旱天地昏》里写道“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戈况骚屑”。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写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杜甫对农事的悲怆,一点也不输于诗人的《三吏三别》,而且其广阔程度,从农事的重要性来讲,较直写“安史之乱”的《三吏三别》,更具有历史的意义。白居易的创作高峰是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元和中兴”。如果按这样的理解,白写《长恨歌》《琵琶行》等这样的讽喻诗,似乎才是正途。但是《观刈麦》中的“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这般场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欲哭无泪。这诗正是写于元和年间。在《秦中吟十首》之第二首《重赋》里写道“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缲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在《村居苦寒》里写道:“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白居易的这些农事诗,完全可以把它们看成是那一时代的真实见证,如依陈寅恪“诗可证史”的观念,白居易的这些农事诗就是诗史。从这一角度认知,杜甫、白居易都称得上是史诗级的诗人。

大唐诗作,近五万首,不排除其间的龙蛇混杂、优莠俱在(譬如有大量的应制诗和应酬诗),但在关注民间疾苦,关注农事,哀悯农人,不同身份不同诗风的诗人诗作,许多是相通的:“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孟浩然《田家元日》);“开花空道胜于草,结实何曾济得民。却笑野田禾与黍,不闻弦管过青春”(郭震《米囊花》);“泪尽江楼北望归,田园已陷百重围”(刘长卿《登松江驿楼北望故园》);“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元结《舂陵行》);“群合乱啄噪,嗷嗷如道饥。我心多恻隐,顾此两伤悲。拨食与田乌,日暮空筐归”(储光羲《田家即事》);“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孟郊《寒地百姓吟》);“赤地炎都寸草无,百川水沸煮虫鱼”(马异《贞元旱岁》);“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攸得牛两角”(元稹《田家词》);“仰面呻复嚏,鸦娘咒丰岁。谁知苍翠容,尽作官家税”(温庭筠《烧歌》)……战乱、天灾、苛税、饥荒等都在农事诗里有反映。这表明,留存并传颂的诗作,它们的责任,或者说使命,不在于应制的歌功颂德,也不在于应酬时的唱和(尽管不排除这两类诗里有上等佳作,但毕竟凤毛麟角),而在于诗人、诗作,是否是对严酷现实的揭底,是否是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是否有高尚的人文情怀。从上粗略计,我们已看到了唐诗里的农事诗,在于它的批判、期许和情怀。

唐诗里的农事诗,是中国诗歌史里的宝藏之一,在有影响的两个重要选本《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里,特别是《唐诗三百首》入选的并不多,从这一角度看,唐诗里的农事诗,需要进一步的发掘、重视和研究。唐诗在,中国的文明就在。唐诗里的农事诗在,珍惜土地、热爱自然、关注民生疾苦的伟大情怀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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