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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

来源:天津日报 | 罗振亚  2019年06月13日08:11

题图:张驰

人活一辈子,谁也不可能离开家,甚至可以说,人生就是一次一次回家的旅行,不是在家中,就是在赶往家中的路上。

1987年,我正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春节前夕,我和妻子商量好回老家过年。儿子虽然那时才刚刚一岁多,还有点儿经不起长途旅行的颠簸,但父母年事已高,不忍折腾他们,当儿女的总要和他们团聚啊。从爱人居住的北安市,到我的故乡讷河县和盛乡,二百三十多公里的路程,绝对算不上远,只是恰好赶上了黑龙江的寒冬腊月,那时的交通又很不方便。我们从北安乘火车出发,下午两三点钟的光景,到达富裕县的一个小镇富海站,本打算在那改乘汽车,当天就能回到乡下老家。不想那年冬天的雪大得出奇,三天两头就飘上一场,道路基本上被封住,长途客车纷纷抛锚,陆续停运了。

孩子太小,外面是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若抱他走四十多里路回家,很容易把他冻坏,后果不堪设想。无奈,我们只好冒险让同行的读高中的妹妹先走回家送信,然后再让父亲赶着牛车来接我们。后来听妹妹说,当她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摸回到家,说明情况后,家里的人都很着急。妈妈生怕把孙子冻着,立马把几床棉被一层层、一圈圈地铺在牛车上,父亲喝了几口热水,便连夜上路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车站里就传来了父亲爽朗的笑声。望着他狗皮帽子下冻得通红的脸颊,胡子和眉毛上厚厚的白霜,嘴和鼻孔冒着热气,我完全语塞了,不知他这一夜是怎么从家里摸过来的。更没想到的是,一夜未停的雪,让返程的路更加难走。开始,路上的车辙还隐约可见,老牛奔家,跑得还挺快,可是随着“冒烟炮”越来越大,前面的路几乎看不清了,只剩下一片朦胧的雪的平面,老牛试探着前行,好像车的分量也越来越沉重,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而后干脆就站在那里不知怎么走了,也不敢再往前迈步了。

这时,父亲毫不犹豫地跳下车,用手牵着他心爱的枣红色的老牛,轻轻地抚摸一下它的脖颈,之后一步一步地在没有道儿的厚厚的积雪上,硬是走出了一条道儿来。望着已经55岁的父亲那比老牛还吃力而前弓的身体,特别是他早年因寒湿所致的弯曲得很厉害的罗圈儿腿,我的泪水怎么也控制不住了,于是我也跳下车,和父亲一道开路、前行。一段不太远的路,竟走了足足四个多小时,当午饭的炊烟温馨地从村庄升起,妻儿坐上了家里的热炕头儿,我和父亲都满意地笑了。

一晃儿,我这个“异乡人”就在哈尔滨扎下了根。三十岁时评上了副教授,1997年,我终于有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得过脑血栓的父亲干农活的速度和力气也远不如从前了。装修后住进新房不足半月,我和弟弟没有耽搁,马上赶回老家,把父母从乡下接到了哈尔滨,想让操劳一辈子的他们在城里享享清福。

小时候孩子们需要庇护,父母就是家;父母年迈到失去劳动能力的时候,儿女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家。起初,父亲挺高兴的,擦地、买菜、接孙子,查一座高楼能住多少户,估摸着住的人有没有一个屯子的人多,并好奇地看大学生在操场上军训做操,哪哪都新鲜。可是没多久,大都市本来就不大的吸引力,慢慢地变淡了。也的确,那里除了钢筋水泥支撑的高楼大厦,和时髦光鲜的人流之外,让人留恋的地方还能有什么?痰不能随地吐,出门找不到人聊天,公园天天转谁都会厌烦,一个个进出的知识分子那种酸腐的“装”劲儿,咋看咋不舒服。就连街上光滑平坦的柏油路,也比不上乡下的泥土那般柔软和舒坦,踩上去硬邦邦的,好像很多人一样毫无表情。

终于有一天,父亲和我说,他想和我母亲一起回老家呆一段时间,殷切得简直没法拒绝。而后,每年都是这样,他和母亲像候鸟似的,往返于哈尔滨和讷河的乡下之间。直到2004年,他有些走不动路了,才不得不停下回农村老家的脚步。我发现,曾经被誉为“罗铁嘴”、十分善谈的他,话也变得越来越少,刚刚发生的事情转身就会忘掉,偶尔与我叨叨的也都是一些以前的旧事,有时讲得还活灵活现的。

2006年,我调到天津的南开大学工作,他没有随我一同前往,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哈尔滨,说舍不得我那参加工作不久的小弟弟。再之后,我回哈尔滨看他时,他就开始经常语无伦次,吃饱饭马上就喊饿;由于走路费劲儿而拄起了拐棍,照顾他的母亲和姐姐没少挨他的打,只要不顺他意,他说动手就动手,干过农活的手仍然力气不小,妈妈和姐姐身上也就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两次她们一会儿工夫没照看到,父亲就在大学的院子里把自己走丢了。听着姐姐的叙说,我在默默地想,是不是城里的房子再大,也没有那种对父亲来说特殊的气息和记忆,当然他骨子里压根儿也就不会把它当成自己的家,难道我当初把他从乡下接出来,是出于儿女的一片孝心,可实际上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这样的状态也就持续了几年光景,2012年6月19日早上,姐姐在电话里哭着说,爸爸可能不行了,你快回来吧。我紧赶慢赶,马不停蹄,飞机在下午到达哈尔滨机场后,直接去了哈医大二院的停尸间,之后是办理各种手续,选墓地、销户口,到殡仪馆火化,在一系列事情办理的过程中,尽管焦灼悲恸,我却努力克制,让自己冷静,在别人面前没掉过一颗眼泪。我知道,我的泪水已经在飞机上、在心里面流干了,我更清楚,生命中一直遮挡风雨、能够攀附的那座山彻底倒塌了,我必须将自己的脊梁挺起为另一座山,因为我是家中的长子,因为还有母亲、妻儿、姐妹和弟弟,因为生活还得延续。所以即便把牙根咬破,也不能让眼泪流出来。

可是,当料理完父亲所有的后事,我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了一场。父亲临走,做儿子的也没能赶上和他说句话,生活里还有比这更残酷的事情和更大的遗憾吗?此生这个遗憾,恐怕就是一道永远也无法愈合的精神伤口了。尤其是心里那份沉重的愧疚,怎么也难以释怀。6月21日早上,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坐在轿车的副驾驶位置上送父亲去墓地。想着好像刚刚还戴着帽子、嘴角略带微笑的父亲,转瞬就化为一把骨头、几缕青烟,与自己生死两隔了,又是一阵悲恸。如果六年前自己可以放弃一些东西,不去南开大学,如果每天还像以前那样,晚上下班后到父母的住处和他一起吃饭,或者有一搭、无一搭地聊上半小时、一小时,如果不时带他到周边散散步,说说留在村里的那些人和事,或许他就不会罹患老年痴呆,就是那个讨厌的阿尔茨海默症,即便得上那个毛病,至少也会延缓几年吧……当汽车行驶到哈尔滨百里之外的宾县元宝山墓地时,我阴郁的心空才稍稍晴朗了一点儿,那里青山绿水、莺飞鸟鸣,各种有名无名的花儿们争奇斗艳地开着。父亲这次回的自己的新家,环境还比较优雅,依山傍水,视野开阔,不正是在平原上生活一辈子的他生前最大的愿望吗?

不知不觉间,父亲到另外那个世界已经整整七年了。在这七年里,我年年回东北老家,每次都会开车去元宝山看他,倒上两杯高度的白酒,燃起几支香烟,然后在墓碑前或跪或坐,天南海北,东鳞西爪地和他聊上一会儿,躁动的灵魂就能安静很长一段时间。

大前年春节前夕为父亲扫墓,那天正值大雪飘飞,父亲的墓碑前、墓座周围积满了近两尺厚的雪,我们几人用铁锹清理了一个多小时才打扫干净。而后一连数天,我躺在二十多度的暖气房里,还总是感觉到浑身发冷,有时心里直打哆嗦。实在没有办法,我拿起笔,重操搁置了二十多年的写诗旧业。一首首关于父亲的诗在笔下自然地流淌,生命得到表达后,也逐渐恢复了正常,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我进入了第二个诗歌写作的爆发期,去年还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诗集《一株麦子的幸福》。这些年,每逢春节来临,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盼着父亲能够回家,与亲人团聚,为此我还专门写过一首诗《回家》:

过大年时 天涯即咫尺

团圆的路多弯曲都将被走直

就是那些死去的灵魂

只要有照片在祭坛挂起

他们也能跨过连接阴阳的花瓣桥

纷纷回到家中与亲人相聚

虽说今年好像从西晋来的大雪

穿越了近两千载来势缓慢却格外高冷

梁祝孵化的蝴蝶们漫天飞舞

比许多头颅上的思想还要洁白

冻结了遥远的凝视

和每一寸方向

但爸爸您不必过虑

别说您的影像已成心底的烙印

并且 沿途的所有路口

都将亮起一支红蜡烛

雪夜里咱家院里那盏经年的风灯

一眼就会认出您

父亲,您在那边的那个自己的家里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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