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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静:理智之年与向下的超越

来源:长江文艺(微信公众号) | 项静  2019年07月12日08:36

主持语

对于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青年文学或曰青春写作这个话题,至少在目前看来已经是“青春”不再了:且不说八零后写作的几位代表人物,早已告别了青年时代的叛逆与躁动,就连后起的一些青年作家,也在沉潜于时间深处的历史叙述中,一再颠覆了人们对于“青春写作”的刻板印象。换言之,人们记忆中的“青春写作”,已不足以概括当前青年作家的创作新变。而这些问题的形成,不得不说与学界批评话语的自我定型有关。如果单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当代文学的学术合法性一直都存有争议。因此在面对即时发生的文学现象时,研究者也常常是仓促应对——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方法,无疑导致了很多理解的混乱。基于这一现状,本期邀请的三位学者,就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青年文学这一话题。

项静的文章,洞见了“太阳底下无新事”的道理。虽然青年文学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所有以‘年轻’为发动机的作品,往往是最陈旧的,比如说青春期的未经打磨的忧伤,冗余地粗略借用的现代派形式,以及易于上手的简易科幻想象,顺水推舟地加入习惯性大众化的写作,没有顺从累积的反叛变成任性和情绪发泄等等”。

而李伟长的文章,则以“抽屉时期”为喻,讨论了青年作家稀缺的“耐心”问题。他对八零后作家队伍凋零的慨叹,对九零后作家“习作”类作品的批评,都揭示了青年文学的某些快餐式品性。至于“抽屉时期就是勤奋、积累、练习和耐心”的提法,毋宁可说是作者对于当下青年作家的殷切期许。

金理的文章,表面上谈的是韩寒,但他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在文学史上青年形象的谱系中理解韩寒笔下的年轻人”,这种理解方式,由于是回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和“托孤”两个原型结构中的历史主义态度,故而也就让青年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重新变得丰富与立体了起来。

——叶立文

 

假期在家阅读王安忆、张新颖的《谈话录》,二人谈到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多的是年轻的反叛者,缺少的是终身写作者。从第一代作家开始,除了鲁迅38岁写《狂人日记》,算是比较晚开始创作的,大部分写作者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发表了成名作和代表作,一百年的文学史所讲述的主要是这些作家的作品,这是一个非常特殊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写作生命力如何延伸,如何能像1950后出生的那一代作家中的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等保持持续的创作力,甚至能够形成自己的斜形线,缓慢爬升,而不是迅速折翼和匀速垂落,这是青年写作者都应该想一想的话题。

我们看重年龄,大概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凭据去看待写作。随意翻翻杂志,很多栏目都在延续“80后”作家出场的命名方式和推介方式,事实上并没有多大功效,抽空了一个概念和运作方式背后的种种复杂、偶然性的因素之后,生机不足地勉力推出“85后”“90后”,只不过是一个个作家的累加。年龄本身的意义在降低,在一个承平日久,科层制日渐深入和攀附住角角落落的社会生活中,在“年轻”这个时间范畴里,往往都是面目相似,作品的相似性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象。这当然是一个老生常谈,所有以“年轻”为发动机的作品,往往是最陈旧的,比如说青春期的未经打磨的忧伤,冗余地粗略借用的现代派形式,以及易于上手的简易科幻想象,顺水推舟地加入习惯性大众化的写作,没有顺从累积的反叛变成任性和情绪发泄等等。

我不太喜欢情绪性的写作,固然自我具有无限的合理性和至高无上的价值,我更希望看到的是作家们的“理智之年”,他们经过长期智力准备和精神打磨的写作。理智是什么呢,在青年文学中,它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理所当然人们会容易接受热爱感伤的旅程、清新的语感、酷烈的火焰,理智之年需要在诸如此类的东西上,再做一些反刍和停顿,它愿意看看山河岁月和丰茂的人群,它把青年时间看做普通的岁月,当做一段需要去跨越的庸常劳动时间,而不是某种可疑的真理降临时日。这是我最近在看郑小驴的长篇小说《去洞庭》的一点感触,描摹出“青年”的形状是艰难的,他们混迹在生活巨大的背影中,需要先对世界有一个模糊的投影,才能侵入式找到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的灵魂。

《去洞庭》之前,郑小驴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了,写过中短篇小说集《1921年的童谣》《少儿不宜》《蚁王》,长篇小说《西洲曲》,他是一个理智的写作者,从小说的谋篇布局,到整体氛围,都能感觉到写作者外在的思考痕迹,规整而努力。《去洞庭》集结了之前写作中的部分原材料,比如少年打砸日本车事件,同时又是走向陌生之地,不仅仅是说小说发生地,而是从原来领域开拔出去的另一种生活。小说有三个主要故事,六个人仿佛代表了青年的三个时段过去、未来、现在,他们的生活像画卷一样打开,青年小说家和少妇在洞庭的一场艳遇根本不是重点,十八岁少年绑架了北京的大龄女青年也不是悬念的开端,富商的生意破产妻子出轨也没有真正打垮世界,他们的精神轨道里如常地演绎着自我的今生今世,每个人都像一只荆棘鸟一样,无处落脚。看到小说家的部分,读者会格外担心那些关于文学生活的俗套,郑小驴当然没有摆脱,我们恍惚能看到《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影子,如果了解一点当代写作者的生活,也大概能够猜测出一些片语只言,北京的交际生活创造了一个小说家,也带来了创作困境,他和世界的交情浅淡疏离,并不像内心激烈的富商那样处心积虑和悲情,要寻找一个激烈的形式,比如对前妻的回忆和制造一场惩罚。小说中有六个主要角色,富商和前妻,小说家和情人、少年和大龄女,其中,富商现在的妻子是小说家的情人,富商是少年的雇主,少年绑架了大龄女开车逃逸,小说家和情人开车撞了少年跟大龄女的车,少年最后杀了小说家,如此等等,小说中充满了循环和交缠。我怀疑这是预演了六度空间理论,通过六个人就能通达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他们就是全部的生活,也是人生全部的容颜,爱与厌倦、衰老、残酷、失败、仓皇、善意、逃离等等。《去洞庭》是艰难困骞的写作,需要慢慢地靠着语言和情节推进,在写作者熟悉的路径上再次漫过草丛和沼泽,小心地回避写作中的陷阱与俗套,在看得到成功的地方也看得到失败。但作家是理智的,每一个部分都是有限的写作,他靠着跳跃和不同的人生,轮番打量精神世界,踏实地寻找通往洞庭的理路,谨守着写作者诚实与尽力的契约,《去洞庭》是拘束的清晰的,尽管它意指着一个云遮雾绕无限复杂的世界。写作有时候就是这样从复杂走向清晰,再从清晰折回混沌,下一次或许他可能选择逆行之路,愿理智继续指引他的文学,继续有力量去描绘生活正常的外部形貌,并在其中掺杂刺痛人心的冰渣。

罗曼·罗兰说,三十岁,有的才开始,有的人已经死了。这句话非常残酷,它意指一种我们都心知肚明的事实,有时候我们谈论青年文学,只有青年作家,没有青年文学。我们借由既往文学史所幻想的青年和作品,变成一个需要探索的未知数,它究竟能为正在流行的文学机制增加什么样的特质,或者需要去冲击什么样的冗余性的写作,在没有诞生之前我们好像变得对它一无所知。毛尖在谈电影的时候提到电影中向下的超越,文学也需要向下的超越,因为多数时候我们给予自己的是一些无法完成的向上超越的任务,在众多的时刻它是拖累文学质感的。

近年来董夏青青和班宇的写作,带来了难得一见的阅读美感和生活世界。班宇的小说集《冬泳》中我最喜欢《逍遥游》和《盘锦豹子》,人物在冰天雪地里瓷实地生长着,他们的友谊和爱情,被一日三餐暗淡的生活赋予了形式,他们的痛苦和失落,都掩盖在白雪与对话中,在这两部作品中所触及的人性是坚韧的,承担得起岁月无情的转变和故地山河的对照。相比起很多青年写作中情绪的简易起伏和其他作品中常见的俯视心态,班宇让我看到了生活稳实的底座。董夏青青一篇小说《河流》,写一个女记者下连队采访,看起来好像有一个自我与他者的二分法构架,一个对别人生活秘密内核的似有若无的探访计划,潘多拉的秘密盒子一旦打开,你就发现,那个世界会自行运转,像一条河流攀爬高原和陆地,自行去寻找方向。采访之前“我”有一个安全的世界,采访之后这个世界变得难以定义,那个男孩子小时候去偷煤炭,那个给自己编造故事的士兵,在语言中改变了彼此的关系。勃勃生机而又黯淡残酷,作者隐匿在这个世界之后,一个聪明的叙事者,她的任何紧绷或者自以为是都会污染掉这条河流。

郑小驴的《去洞庭》原来有另外一个名字,“制造云雾的人”,好像是一个寓言,很多写作者的内在彷徨,迷雾一样陷在生活的巨石阵中,他们的写作像用刀片划拨着浮云,听得到自己划动的声音,但始终刻画不出一个清晰的形象。青年写作如果有一个形状,它就是安全的,青年作家,如果是一个坐实了的称号,它必定会自我蒙尘,就像《成人之年》的作者米歇尔·莱里斯所说:“如果写作仅仅是‘美的’、不痛不痒的、不冒风险的;如果写作这个行为没有像斗牛士一样,需要面对与公牛锋利犄角相当的东西(这里应嵌入作者觉得最为珍贵的形象之一),因为这其中蕴藏着致命的威胁,赋予艺术人性的真实;如果写作带来的只是芭蕾舞鞋似的虚幻浮华,那写作这件事是不是无甚价值?”我们依然能在如上的作品中看到作者内在斗争的痕迹,生活校正和改写文学形式的部分,斗争有时候是可见的,有时候是隐匿的,斗争的力量让“年轻”脱离了生理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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