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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纪实版2019年第7期|徐春林:上学记(节选)

来源:《中国作家》纪实版2019年第7期 | 徐春林  2019年07月12日08:06

“考不上学,只有回家看牛。”父亲说。

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天刚亮。父亲把我喊起来下地。我瞬间感觉空空的绝望,也看到父亲脸上的肌肉在颤抖。就连说话也有些打舌,显然内心的情绪很悲愤。他左手不停地抓脸颊上的皮疹,喘着阴冷的粗气,还得擦额头往下流的汗珠。右手挥舞着锋锐的刀,不停地挺着身子拥挤上去,用手捞割着地坑上的茅草,没一会儿就一扫而光。

他感觉自己有些累了。坐在地头的茶兜下歇歇,脸上的肌肉绷得很紧。我知道他此刻很是失望,也知道迟早会把气发泄出来。他最大的骄傲,就是希望我刻苦用功,将来考所好的学校。现在呢?我落榜了,对他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

他的眼睛里满是悲哀。这种粗糙的伤害是他多年来堆积起来的,由于太过于期望,当要坚定地面对时,就变得那么的脆弱和失望。

原谅我吧!我在心里向父亲道歉。可他是听不见的。

“赶紧割。”我的身子吓得抖了几下。

“你是电触了吧!”母亲一直护着孩子,但作为支撑着家的男人,她还是会体谅和宽容。

父亲跌跌撞撞地站起来,朝手掌吐把唾沫,又抱着地坑的茅草不停地割。

夏天的阳光,像火焰般燃烧着。天空纯蓝,万里无云,太阳就像个火球挂在天上,狠狠地摧残着大地,不见一丝凉风。像是太阳与土地之间有着深仇,非要把庄稼烤死才肯罢休。

地坑上的茅草是烤不死的,在与太阳的抗争中疯狂地长得更加茂盛。我的心像是系在滚烫的油锅边上,烦躁不安,好像什么都是伤心的。父亲并非恐吓我,身为四个孩子的父亲,他不得不考虑将来的问题。姐姐刚考上中专,两个弟妹都在上小学,仅学费半年就得一千多块钱。

他的脸色越来越黑。那个上午,整个天空就被他黑着。有些声音在喊着他,可他没有注意到。他一时半会儿还很难明白过来,一些事情明白需要过程。

母亲能完全体会为什么。父亲是教学点的老师,也是大半个农民。白天除了按时给孩子们上课,休息时间还得下地劳作。他的一天被各种大小事情吞噬,根本抽不出时间来教育我们。

不过今天,他突然想起了些事情。开始叽里咕噜地和母亲说着,接着毫无掩饰地对我发火。

我有些委屈。村里实际上没有学校,全村只有27个孩子,两个教学点,一个办在山头上,另一个在我家。各一个复式班,小学五个年级。

父亲让我去山头上的教学点上学,来回走路得一个多小时,这让我受尽了苦头。他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可他不知道,我的脚力有限,走起路来非常吃力。幸好,我的老师是个活泼、聪颖、风趣、令人崇拜的女人。

她除了讲课绘声绘色外,还会唱歌,我大概明白父亲让我去山头读书的用意。有时候,他也称赞她的课讲得活泼。可惜的是她是位代课老师,月工资仅仅36元。

父亲的工资比她高很多,每月是119元。学校没有教学经费补贴,所以黑板是他用木板做的,用墨汁涂黑,上面写着人民币的大小算法。

他经常会为孩子的学习焦心,总想找套简便的教学方法来。但不可能每只鸟儿都能够高飞,当他意识到这点的时候,隔着窗户安静了下来。有些问题,注定不会有答案。他感觉人是坚强的,不会那么脆弱。他见过拍不死的蚊子,一只蚊子飞到他跟前时,合拢手掌拍上去,蚊子已在手掌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拍死,但松开手时,蚊子却毫发无伤地飞了出来。

这就是他的弱点,他总想着这些孩子,想着他们长大后会有所成就,或者说,哪怕回到村里当名医生或者老师,那也是非常理想的。那样的话,村里会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不会像他现在这样,学校只有一名公办老师和一名代课老师,而且分布在两个山头,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他当农民时,村里有很多聊天的人。他们聊的都是一些牛事、狗事,很少有人提到曹雪芹、罗贯中。

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少年,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志向。可我厌倦了土地,不想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更不想和父亲手里的刀打交道。父亲的手臂被太阳炙烤得漆黑,脸上的皮肤如脚下的土地暴着裂缝。身体弯得像弓,终日在土地里刨着,想想,这是多么可怜、凄苦的事情,你见过这样的乡村老师吗?可他很满足,从未发过半点牢骚。

“叫你读书你就是不读,成天只知道玩。现在好了,别人读书,你回家种田。”父亲不依不饶地说着。我憋着气,一句话都不敢说。我知道父亲特别在乎的那张录取通知书一直没有来,我没有让他骄傲,反而让他羞愧。

可是我的乐趣真不是读书,在学校里成天打瞌睡,听不进老师讲课。耳朵嗡嗡地响,像是小提琴家在演奏。放学回家时,一路上追赶野兔、捕捉蝉。我觉得有很多的事情,都比读书好玩。我是被那个女人逼着读书的,读着读着又进入了梦乡。我现在开始觉醒了,可是为时已晚,我就是个超级混世魔王。我在心里不停地祷告,愿上帝给我带来奇迹。

“蛇。”父亲刀尖上一条青蛇卧在茶兜处。我吓得魂飞魄散,站起来就跑,仿佛后面的蛇是千军万马朝我追来。

“跑啥啊!”父亲的怒声震停了我的脚步。我回过头,父亲用失望的眼神看着我,“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被小小的一条蛇吓成这样,太没出息了!”我发现此刻的父亲变了,变得野蛮,不讲理。这还是我的父亲吗?

我想着离开这个村庄,到山外去。不是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真的除了读书,就没有别的出路吗?那些木匠、篾匠、剃头匠,我都不感兴趣。我想想,如果连初中都考不上,估计这辈子可真完了。“一条蛇就吓成这样,今后还要在农村待一辈子呢,你打算怎么过?”父亲的话像块坚硬的石头击中了我的内心。

天啊,如果一辈子都要我在这里干农活,这可怎么得了呢?我想着今后漫长的一辈子,眼泪委屈得决堤般往外流。

“不要再说孩子了。”母亲说。

“你知道个屁,护着他有什么用!”父亲不愿意停顿下来。

日头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地坑上的草长得繁茂,像是在和我做着一场赛跑。

我有了第一次逃离村子的计划,可是去哪儿呢?父亲常说外面很危险,有人被拐骗,也有人被残忍杀害。

1978年,我们村里一名叫谷山的中年男人,一个人去了深圳,走出村子后,再也不见回来,村民都传言他被人杀害了。

我还是个小孩,哪来的勇气外逃呢?我趁漆黑,试着朝山外跑过一段山路,周围寂静得能听见虫蚁的说话声,草丛里野鸡不时翻个身,吓得我魂飞魄散,只好又乖乖地跑了回来。

第二次逃离时还是一个夜晚。我逃到马路边时,听见有人拿着砍刀追着一个人砍。这次是母亲把我找回来的,我已经迷失了回家的路。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只好硬着头皮干着农活。茅草特别深,一不小心就会把胳膊划得鲜血直流,汗水流在伤口上非常难受,苍蝇趴在上边嗷嗷地吃着血。我的内心不停地颤抖着,可还是强忍着不敢发声。

父亲不再发怒,可我不想看见他的眼神,我不停地劳作着,用这种方式来向父亲赎罪。我觉得只有这样,父亲的内心才会好受,我也就不会受到责骂。

我开始封闭自己,不愿意说话,内心无比地痛,像是一个人活在针尖上,我发现没有人救得了我。那天黄昏,茶饭过后,我听见母亲和父亲轻言细语地说,孩子太小,还是让他复读一年吧!“复读又顶个屁用?不愿意读,怎么复读都没用。”听着父亲的话,我的眼睛像是被盐渍腌过。母亲担心我患上抑郁症,四处借钱,她还想送我读书,她私下里和我有过一次长谈,说她只有借钱的能力,没有还钱的能力,借来的钱得等我以后来还。我使劲地点头。

日子如天上的流云般消逝。母亲早晨天还未亮出门,晚上半夜才回家。连续去了几天,都是空着手回来。父亲不开口,即便亲戚家有钱,也不会借给她,家庭主妇是借不到钱的。话又说回来,即便是父亲开口,别人家也未必有多余的钱借。

其实父亲完全可以让我跟着他复读,少报个学生数不就得了。可他从没有这么想过,没有交钱,他是不允许我坐进教室的,即便那间教室晚上便成了我的卧室。

那天下午,村里刮着狂风,鸟雀在乌黑的天空中盘旋着,铺天盖地的热气朝我那瘦小的身体压来。再过两天就要开学了,孩子们都兴高采烈地准备着开学的事情。我躺在田埂上,任由风吹打着,内心焦急得滚烫,我希望这场风能把我卷走,卷到一个没有忧愁的地方去。

村子里躁动起来,村民们得赶在暴雨来临前,把地场上晒着的粮食抢进粮仓。我听见有人在喊我,声音是从乌云的缝隙里传来的,光亮和黑暗不停地抗争着。谁也不愿意退让,突然“轰隆隆”一声炸雷巨响,万箭朝着大地倾泻而来。干旱了好些日子的稻田,到处是裂开的缝隙,这显然是一场及时雨。

“木,快点回来,录取通知书来啦!”这是母亲的声音。我仰望着天空,黑色的云团像艘航空母舰,离我越来越近。太阳从云朵走过的缝隙里有意无意地刺射着我的眼睛,我的心跳得特别厉害,眼前突然一团漆黑,肌肉里发出强烈的刺激信号。“通知书来了!”是在喊我吗?我一遍遍地确认,是不是耳朵出了问题呢?一声炸雷再次响起,我的泪水和雨水一道倾泻下来。我的天,乡中学补录名额,那年意外地扩招了五人,而我,是其中之一。录取通知书就像是从伤口里钻了出来,放在箱角上。

我考上中学的消息如蒲公英的种子,在村子里的上空到处流传。其实全村仅有三个孩子考上了初中,我是代课老师教学点唯一录取的学生。不过父亲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往常的严肃,还增加了不少的晦涩。二百多块钱的学费,得让他操心好一阵子。

母亲开始给我张罗被褥,这回她是挺着腰杆的。她对这张姗姗来迟的录取通知书,表现出强烈的兴奋。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通知书后,她就再也没有停歇下来。

父亲坐在门口的板凳上,板着脸,吸着旱烟。吸一口又添加点烟叶,接着又吸一口,烟筒里咕噜咕噜地翻滚着,烟从鼻孔里溜出来。吸两口,烟斗里的烟叶就变成了灰烬。父亲焦虑地抽起烟,将烟屎抖落在地。他在想着学费的事情,母亲不便打扰他,把破旧的布条找出来,朝衣服的窟窿上比对,比例协调就剪下来,贴在破的地方用针线来回缝补。然后把垫在床底下的被子翻出来,这是几年前买的旧棉花翻新做的被子,也是为我上学早做的准备。有好棉被,没有好被套。母亲只好把几床旧的分成几块,面上的比里面的好,把几个面子裁剪下来,重新缝成一个被套,看上去就像是新的。有了被子,又没有衣服。她又把箱子和橱柜,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没有找出一件像样的衣服来。

“猪仔卖掉吧!”父亲先叹了口气,然后回过脸看着母亲说。母亲正在缝补着被套,她脸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针就不听使唤地扎到了中指,她迅速把指头放到嘴里,轻轻地吸了吸,有种咸咸的味道从咽喉一直进入胃里。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过年怎么办?”母亲还在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孩子多的人家,就想着过年。父亲放下烟筒,把头埋在裤裆里。看来已是别无选择了。“卖掉就卖掉吧!”母亲干脆地说。在她眼里上学是大,过年是小。

“上周听说姨夫要猪仔,叫他明天来赶。”父亲又说。“他不一定有现钱。”母亲说。

“哦。”父亲又开始沉默。

“上屋的起贵不是也要猪仔吗?柳春说打算这几天去黄沙买。”柳春是起贵的妻子,和我母亲常有往来。

“那就卖给起贵吧,他刚去湖北卖了木桶,有现钱。”父亲说。

第二天黄昏,我听见起贵来我家猪圈里放猪。猪不停地哼叫着,几个人都拉不出来。

父亲说:“喂了半个月,按照买来的价钱给你的,你不亏。”

起贵并不太高兴,说只能先付一半的现钱,半月后再来付清,“还不知道你这猪仔有没有问题呢?”

喂食半个月喝了不少粥水不说,就挑回来的脚力都花了一天。父亲突然就不想卖了,可转念一想,绷着的脸立马松弛了下来,不卖学费怎么办呢?

“要不是孩子上学缺点钱呢,说啥都不会卖,你要是不想要,过段时间我把钱还你,猪仔我去牵回来。”母亲说。

“我哪有闲钱借给你?”起贵的脸红一阵黑一阵。

猪仔总共才96块钱,付一半不到50块,还是不够学费。父亲又好说歹说,才说妥了70块钱。父亲知道,要起贵付清是不可能的,他从夏长贵家买来时,还欠了13块钱。

起贵碍着柳春和我母亲的关系,再加上家里还有个小孩不日要来读书,两日后把剩下的钱又送上门来。

父亲又东挪西借,总算是凑齐了学费。

1991年的9月1日,是新生开学的日子。母亲把被褥捆在一头,装着衣裳的箱子捆在另一头,给父亲准备好了沉甸甸的一担。

出门前,不停地和我唠叨着,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晚上多穿衣服不要着凉了。

父亲挑着母亲准备好的担子,领着我朝山的另一边走去。重峦叠嶂的山,崎岖不平的路,来回有二十多华里的路程,少说也得走两三个小时。

一路上,父亲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我用足气力,都赶不上。

“停下来歇歇吧!”我还是大着胆子和父亲说了一句话。

“哎。”父亲放下担子,解开扁担两头的绳索,横亘着放在路中间,让我坐在扁担上歇着。我的屁股刚坐下去,就被汗水黏住了。父亲说:“在学校里要安心读书,只要你能考上学校,就算是家里砸锅卖铁也要送你读。”父亲说完,嘘了口气。他的身体黏糊糊的,这才感觉下肢酸痛得厉害。

此时,我感觉父亲没有那么的可怕。

父亲给我滔滔不绝地讲“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他像是在和我交心,知道我能听进去。

说实话,我的顽皮已被巨大的魔杖压在了心底,就算是有孙悟空的本领,我还是愿意把自己关起来。武士也要克柔,只有这样才可能取胜。

已是秋天,路两旁的玉米熟了,散发出淡淡的清香。我仰望着天空,看着碧空万里无云,顿时便心旷神怡起来。

可以看见“上庄中学”的门牌了。门前挂着欢迎新同学入学的条幅,用红纸写着张贴在学校门口。

一所砖木结构的学校,背靠着巍巍的大山,门前是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流,两层低矮的教室和几栋破旧的楼房被围墙圈着。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操场,中间立着一个旗杆,一面褪色的红旗在风中飘扬。

一楼最左边的门口挤满了人头,全是前来报到的学生家长。父亲放下肩头的担子,在教室外的台阶上坐下来。走了半天的路程,他有些饿了,也有些渴了。

我像个侦察兵四处搜寻着,找宿舍和班级。教室的门顶上挂着一块灰白色的木牌,上面写着各个班级的名号。三个年级六个班,初一年级三个班,初二年级两个班,初三年级一个班,越往高年级班级就越少。造成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家庭越来越困难,到后来交不起学费。二是学习越来越难,孩子产生了厌学心理。家长几乎没有强迫孩子读书的,万一读不下去就回家种田。

父亲想说点什么,话到嘴边都没有说出来。

我想着,三年后我能从这里升入另外一个学校吗?

我正沉思着,父亲说,宿舍在那儿呢!一排20世纪70年代盖的杉树皮房。门口贴着禁火令,严禁学生带火种到寝室。禁火令用红色的油漆涂着,再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违背禁令,所以学校里没有发生过火灾。禁火令的字体上,像是被调皮的学生用墨水涂过。

寝室内像是被人打扫过,一尘不染。风吹过,却还是有股刺鼻的米豆腐臭味,从鼻孔钻进胃里翻江倒海。有些家长发牢骚,说这哪里是人住的地方。有些还找到校长理论,校长笑着说,现在只能将就着住,等上面有拨款来了,必定盖栋高高大大的楼房。

空间不大,有点挤。四面墙都是铺架,分成两层。个头小的睡上层,个头大的睡下层。我分在上层,刚一站起来,“嘭”的一声响,头撞到了屋顶,同学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大家都担心晒得干枯的树皮很容易爆裂,雨天会朝屋内漏水。所以一到下雨天我们就提心吊胆,奇怪的是一滴水都没有漏下来。

倒是有一年五六月间,寝室内成了水塘。到处是汪汪的水,漂浮着各种杂物。同学们在四个墙角处挖了洞,才把水排出屋外。父亲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他说这屋子地基牢,墙脚都是砖石,水浸泡多久都不会塌下来。

我铺好被褥后,父亲又去国营商店给我买来了搪瓷杯、饭盒、双喜脸盆、牙膏牙刷和毛巾,并教我用碗量米。

落日的余晖照在校园的树梢上,像是涂抹着一层凄迷的颜色。

父亲开始收拾着绳索准备离开。学校里的光亮了起来,一半照在父亲的脸上,另一半照在黑暗中,显得无比的遥远。父亲的衣服还是湿漉漉的,有几处破烂的地方还没来得及缝补。

父亲一回头,我感觉眼泪差点崩出来。

说到底,我没有离开过家。这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家人分开,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地方生活下来,真的很难排遣内心的孤寂。

“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老师的话像铁钉般扎进了我的心里。我喜欢这句话,我在村小教学点时没有太过用功,这回重新站立在起跑线上。

可是,我觉得我还是和那些同学有距离。

我的班主任叫张伟光,个头不高,身板薄弱,大约十六七岁的样子。他是我报到的那天新分来的,教我们语文、音乐和美术。

他留着薄薄的头发,特别精神,也讨女生们喜欢。

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会背很多古典诗词,还会弹吉他。不过,他的声音有点沙哑,他的吉他弹得很好听,从没见过他唱歌。听说他的嗓子是读书时留下的后遗症,做过三次手术。分配到中学来之前,教育局打算把他留在机关的。可他坚决要来,他的理想是当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他说如果不能站在讲台上,那将是他毕生的遗憾。

“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羊头,你们得跟在我的后头奔跑。”他的声音不够响亮,但非常的有力。

我的耳朵里嗡嗡的,注意力没有全被他吸引,偶尔能够听见一两句,还是特别想家。不单是我,连续一个星期,寝室内很多同学都夜不能寐,翻来覆去,弄得大伙都睡不安稳。张老师经常会来查房,“来到这儿,就没有小家,这里只有大家,听到了吗?”

“听到了。”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

“要是谁不睡,站到月光下赏月,没有意见吧!”寝室内一片沉寂。他经常会站在寝室门口站到半夜,这种方法的确奏效,可耽误了他不少睡眠时间。

学习任务让我感觉越来越吃紧,除了语文、数学外,还新增加了英语和物理、化学、政治等课程。就连体育和美术课都不容忽视,毕竟师范学校设有体师和美师专业,毕业后同样是铁饭碗。少数的同学选择学体育和美术,很多的同学还是赶大潮流。

各科任老师都见了面。印象最深的是张兴柏老师。他年龄最大,个头最高,眉毛粗糙,精瘦精瘦的,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有种自命不凡的高傲。

他是20世纪70年代末与高考失之交臂的优秀高中毕业生,从区农中毕业后便来到这里当老师。他的数学功底好,总是昂着头走路。他的课从不带教材,每页都是熟稔于心。他的课堂也生动有趣,爱说笑话,引得哄堂大笑。尤其是缺掉的那两颗门牙,讲着讲着唾沫就从门缝里飙出来,他立马倾着身子想把唾沫捞回来,手在空中划了道弧线,唾沫已经紧紧地贴在前排同学的脸上,这时他会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地连连道歉。

兴柏老师是成立上庄中学时,来的第一批老师。之后来的老师都是来一批,走一批。有的待了三四年就走了,有的四五年,最长的七八年。他哪儿也不去,计划在这里待一辈子。

他家在学校旁边的地凹处。整个乡政府机关所在地是块丘陵,房子也都是建在山上,就连条街也是弯曲着盘在山沟上,形成一个斜坡式朝上延伸。一栋两层的土巴房,墙体刷得一尘不染。师母是个生意人,除了卖点香烟和冰棍外,还卖点面条早餐。

兴柏老师和师母平常看起来很恩爱,师母圆润的身体像个水桶,兴柏老师瘦得像根火柴,每天晚上,两个人总要挽着手在街上走走,像是在秀一场街舞。

不过,他们也经常有不和谐的时候。两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是常有的事。和美的两个人,瞬间会变得水火不容。师母手上挥舞着雪白的菜刀,追在兴柏老师屁股头后跑。见着母老虎发威,兴柏老师只能是跑。“躲得过初一,躲得过十五吗?”能躲过,事情一过,气也消了。唯有一次,兴柏老师没有躲开。路不争气,跑着的时候地下一滑,再爬起来时,菜刀横飞过来恰恰砍中手臂,鲜血流了一条街。那一刀砍碎了兴柏老师的心,他是个胆小的人,见不得流血。自这之后,他就像是变了个人,眼睛里常常冒出鼠光。

那天晚上,外面的风很大。教室里没有灯,一片漆黑。有些同学点起了蜡烛,微光在风里忽隐忽现。我和很多的同学一样,端坐在黑暗中开小差。门突然开了,随即风灌了进来,本来就微弱的烛光,一下子全熄灭了。一个黑影站在讲台上,我猜测是张伟光老师。“我给大家买蜡烛来了。”

教室里瞬间光亮起来,我好奇地看着他的脸。这不像我们平常见着的张老师,他的眉头锁得有点紧,看情势,必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张老师站在讲台上,一句话也不发,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开始有学生咳嗽。他才慢慢地缓过神来说,“我要离开大家了。”他的话音刚落,教室里就鸦雀无声。

不是说不离开我们的吗?记得开学时,他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和我们战斗到底。他的话让全班的同学都很失望,同学们都埋着头,谁也不愿意再睁眼看他。

有女生开始抽泣起来,“我给咱们班买了窗帘,明天晚上会送来,天气马上变冷了,希望有了窗帘,大家能够安心学习。”

接下来,教室里一片哭声。我已经听不清楚他说什么了。

那晚回到寝室,同学们再也不像往常交头接耳地讨论问题。大家都变得异常安静,头挨头,脚挨脚碰在一起,彼此呼吸心跳相闻。

第二天凌晨,有同学早早地守在学校门口。谁也没有见着张老师离开,他的屋内空空的,还没有等学生醒来,他就离开了学校,显然他也不愿意看到悲伤的场面。

张老师的咽喉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已经不适宜当老师了。强留在学校里,对我们对他自己都不是好事。

他就像是秋天里的风,从我们的心灵的田野上吹过。

他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十分难受。

他是我的作文启蒙老师,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要求我写过12篇日记,5篇优,7篇良。我对别人眼中枯燥无味的作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铃铃铃。”星期六下午的铃声响起,孩子们归心似箭地快速装好书本,欢呼雀跃地跑出教室。

“回家喽!”

着急也没用,还要列队,校长还要训话,反复强调路上安全,不准去河边玩水。

走完几个小时的山路,到家时已近黄昏。

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影朝我走来,是母亲,每次回家时她都要来半路接我。

见我跑来,帮我把背上的书包取下来,挎在自己的肩膀上。又从兜里掏出几块冰冷的麦饼给我,硬硬的。我确实饿了,几口便咽了下去。那时正是身体的发育期,肚子里长期是空荡荡的。

这个星期天,母亲格外忙碌。秋风起,天气变凉,她得赶在秋分前给我补几件像样的衣裳。母亲手巧,做工精细,她缝补的衣服看不见针脚。我又临时交给她几个新任务,炒些辣椒与酸菜,多调点盐,这样可以多吃几天。再煎几个麦饼,用着半夜充饥。学校的菜是两毛钱一勺子,父亲每周给我两块钱。我想攒着,家里困难拿不出钱时,或许可以拿出来救急。

傍晚学校门口有一块明亮的月光。我赶到学校时,教室里乱哄哄的。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唱着,十分热闹,教室里突然肃静起来。

“新班主任来了。”有人叫着。

紧接着,一个个头高大的男人堵住了门口。他叫蔡米糊,脸黑得像锅底,眼角上长着颗黑痣。这是我们新来的班主任,他是从区中调来接替张伟光老师的。

“谁在认真地学习,谁在乱说话,我心里一清二楚。这次就放过你们,下次小心被我抓到,有你受的。”第一次见面就放出狠话。

同学们的脸憋得通红,连屁都不敢放。

从这之后,只要进了教室,就没有人敢大声说话,大家总是提心吊胆的,感觉有一双眼睛在门缝里偷窥。

蔡老师终于叫我去他的办公室了。在这之前,很多的同学都被他叫去过,每个去过的同学回来都得意扬扬,他们像是得到了蔡老师的奖赏。我也渴望着,能与蔡米糊有一次深入的交流,或者听听他的教诲。这种渴望,主要是缓解内心的焦虑。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办公室门前,心里像是在荡秋千,有种莫名的害怕。

“进来。”是蔡老师的声音。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堆满了七零八乱的书。墙壁上挂着两张女人画像,地上放着体育器材,蔡米糊坐在地上做着仰卧起坐。见我进来,翻了个跟斗,站了起来。

“最近学习怎样?”蔡米糊问我。

我不敢说话。

“有什么兴趣爱好,喜不喜欢体育?”

我摇了摇头。

“不要成天埋头读书,多参加运动。”蔡米糊说。

我说,我喜欢文学。蔡米糊听了,眼睛睁得很大,示意我在椅子上坐下来。

“你看,文学这东西,怎么说呢?总之是太虚无,怎么来着,好像总点不着地。”就连他也说不清楚文学是什么,显然他不能满足我的兴趣。

学校里几乎找不出文学爱好者,不可能单独给我开兴趣班。蔡米糊热爱体育,很快就组建了一支球队,很多男同学和他打得火热,一些女同学也成了拉拉队员。每天黄昏时分,他们在操场上活跃着,尖叫声像浪花翻滚着。

我的兴趣不能成为梦想,于我而言是多么的无趣。校园里缺乏了我的生活味道,我开始偏科,想让蔡米糊来改变对我的态度。慢慢地,我的作文在班上露出了尖角。蔡米糊也经常公开表扬我,说我的作文是文采飞扬。听得我心里美滋滋的。

我的英语老师叫汪海霞,和蔡米糊一样都是来接力的。英语老师是稀缺的,听说调了好几次都没有人来。

汪海霞只有十八九岁,扎着马尾辫,有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身材好,衣服也漂亮,走起路来,飘然顺溜。说话的声音特别清脆,像画眉鸟的叫声。我们不仅欣赏她的美,更多的是喜欢她身上那种蓬勃的朝气和活力。她办公室的门总是闭着的,用她的话说,“不在课下释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感觉汪海霞似乎很害怕我们向她请教。一旦谁问她问题,就紧张得像个孩子,鼻尖上冒汗,解答起来,吞吞吐吐很不流利。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张伟光老师,他教学生的能力毋庸置疑。“学高为师”嘛,孩子们都喜欢这种老师。有几个男学生故意抱着课本去求教,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我对英语毫无兴趣,认为中国人无需学英文,上课时,无力地趴在桌上昏昏欲睡,等到她偶尔提问我,我被同桌推醒后,摇摇晃晃站起来时嘴角上还挂着唾液,却恍若隔世,茫然不知所措,张口结舌,不知所云。久而久之,我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第一次阶段考的成绩出来了,我的英语成绩很不理想。汪海霞看我的眼神冷到了心骨,我从来不敢看她的眼睛。好像那双眼睛极具魔性,能把人深埋进地宫。时间久了,有同学摸清了她的底细,说她高中落榜后,被她做教育局长的父亲安排到了我们学校,而且是短暂的停留,不久会调往县城的其他学校,这里只是块跳板。知道这一切后,我更加讨厌英语,视英语为仇家。

第一学期很快就过去了,班里虽然没有排名,但是每个人的学习情况,老师是心知肚明的。蔡米糊在班会上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辉煌都已过去,就像是长跑比赛,大家同在一条起跑线上,发令枪响后,尽显自己的能量。”蔡米糊再次重复开学时张伟光说过的话,我还在质疑着,原先成绩好的,就一直会好下去时,他的话再次让我感到一切皆有可能。

跑步就是这样的,考验的是脚力和毅力,那些开始跑在前头的,慢慢地掉到了后头,有些想停下来歇歇,有些掉队后干脆就不跑了。我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会紧盯着那个目标锲而不舍。

学校放秋忙假了。正值农忙时节,放假的目的是让孩子们回家帮大人们秋收。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下地干活,他要我在家里专心致志地看书。我怎能如此呢?我家好几亩地,别的孩子都在地里帮忙。

可我无法说服一向像驴一样倔的父亲。父亲从庄稼地里回来,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手臂被玉米叶锋利的锯齿划得伤痕累累,嘴唇干裂出很多的缝隙和黑壳,我心如刀绞般隐隐作痛。父亲却微笑着,“各种成绩都要齐头并进,一门都不能掉队,缺哪儿补哪儿。”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了期末考试的时间。静悄悄的考场内,只听见笔尖在考卷上沙沙地响。我一抬头,见旁边的考生手里捏着小纸条,偷偷摸摸地抄着。放眼望去,还有几个考生也在做着小动作。我收回目光继续审题,我不想作弊,宁可考差点也绝对不抄。尤其是我讨厌的英语,考高分反而是我的耻辱。

成绩很快就揭晓了,我的语文97分,数学89分,英语52分,政治75分,化学83分,物理96分,全班排19名,语文单科第一名。全班总共50名学生,排19名算是中上游。这个成绩父亲还算满意,他知道我的底子薄。

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倍感失落,灵魂孤独得像是游荡在荒野。

天气越来越冷了。母亲得赶在大雪来临前帮我做好一双布棉鞋,一件布棉袄。

冬天的周末学校是不允许孩子们回家的,老师担心路上发生危险,所以让家长把衣服和食物送到学校来。

母亲做好布棉鞋和布棉袄后,把腌制的酸菜和事先做好的蛋汤装好,冒着风雪给我送到学校来。山路被冰封着,一些杂木被压倒横躺在路上。路上还结着厚厚的冰,踩在上咔咔地响。走着走着,冻僵的手被丝网兜勒得生疼,换手时脚下一滑,“嘭啦”一声掉在地上,瓶子里的菜和汤四分五裂地散落在冰凌的路面上,母亲的手还被划破了一道血口子,这样的结果是母亲没有想到的。

母亲又重新走回家,把橱柜里的咸菜取出来,又从母鸡肚子下摸出个鸡蛋来,做好又重新上路。在我上初中的三年里,她不知道一个人走过多少这样的夜路。

我不愿意吃菜,也不愿意买菜。拿着母亲送来的菜,我哭得就像个女孩子。血肉里没有了男人方刚,我偷偷地端着碗躲在操场的白杨树下吃着净饭。无意中,我发现背后有双眼睛一直在看着我,回头时是悄悄拍打肩头的风。

父亲的话,再次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开始给自己制订计划,一个人躲在教室的墙角里背单词。夜晚静静的,蟋蟀和壁虎都已熟睡了。

我感觉头昏眼花的时候,就跑到操场上的水龙头边,冷风飕飕地朝脸上扑,打开水龙头,掬起一束冷得沁人心骨的水抹在脸上,顷刻间睡意全无。

我合拢书本时,发现汪海霞的屋内还透着光,一束微光从汪海霞的屋内透过来,随即又收了回去。我好奇,这么晚她在干吗呢?我甩了甩胳膊,晃了晃脑袋,回到了寝室。

慢慢长夜,在我的坚守中变得短暂。我习惯了在夜晚读书,感觉那个夜晚就属于我一个人。

初二那年的冬天。雪累了一夜,换来早晨短暂的歇息。大地全是白色的光芒,吱呀呀的门响过后,便是惊讶的叫声,好大的雪,把门都封了。我全身滚烫着,手脚不停地踢打说着梦话。

醒来的时候,一道阳光照进了房间。我躺在病床上,蔡米糊正在向汪海霞发着脾气,说我在梦里说着英语成绩不好。汪海霞站在旁边,脸冷静得不见血色。她没有委屈,也不见愧意,感觉这一切与她无关。

随即便听到了吵闹声。过了一会儿,医生来帮我检查。说发现我的喉咙内长着个包块,建议先打几天消炎针,如果不得消退,得转到区医院去做手术。我从隔衣层里把平常节约下来的钱都掏出来,说如果打针能好就不用通知家人。汪海霞走上前来,用怀疑的眼睛警惕着我,“这是你节约下来的?”我无辜地看着她的表情。“你真是个好学生。”她的话里带着讽刺。

屁股每天打三次针,半边屁股肿,半边都打得麻木了。可咽喉不仅没有好,相反连说话都困难。医生也有些着慌了,说这病不能再拖。得转院,时间久了恐怕不好治了。我没有半点恐惧和害怕,感觉死神还离我很远呢。我不愿意去做手术,一是担心家里经济困难,二是害怕耽搁学习。这次我得感谢汪海霞,她是城里人,自然是见过世面能拿主意的,她和教育局联系,让城里派名医生来帮我做手术。

蔡米糊还在责备汪海霞,其实真跟汪海霞真没关系。城里的医生是连夜赶来的,拿着电筒让我张开嘴朝里照,检查完后说不用做手术,给我打了几瓶吊水,吃了几片药,几天后咽喉就好了。不过再三叮嘱我,近段时间尽量少发声,复发起来就难以避免手术了。汪海霞见我没事了,脸上舒展着微笑。我把她的微笑后来理解成了奖赏和包容,我还得好好感谢她。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次是汪海霞垫付的药费。

我多么恨自己,为什么英语不能考个高分?一周后,我决定打开母亲给我送来的菜,冬天里这些菜能存放很长时间,吃起来仍然很香,我感觉吃到了母亲的味道。同时也开始改变对汪海霞的态度,甚至当别的同学说她的坏话时,我还会站出来辩驳,那些从前的声音逐渐在同学们之间又有了新的变化。我发现对她的崇拜感依然还在,学习上便萌生出无限旺盛的欲求。

我始终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孩子就是这样的,只要有点温暖就会改变内心。当然,汪海霞不是来收买人心的。她已经不在乎我们的议论,也许她听见了,故意装作没有听见。

又到英语课了,很多同学的英语背得支离破碎,汪海霞点到我的时候,我站起来流利地把一篇文章从头到尾背了下来。“世木同学背得好吗?”她提高了半个声调,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感觉一阵舒爽穿过了五脏六腑,在心底蔓延,心里很是幸福。

夜晚的风异常寒冷。深夜里,汪海霞房间的灯还亮着。我想起了“凿壁偷光”的典故,我想“隔壁偷光”是否可以省点蜡烛钱。偷偷地站在汪海霞的窗外,借着她房内透出的光,把白天没有掌握的内容,一一过滤,还把第二天的内容一一看过,“啪”的一声,眼前一片漆黑,我愣怔一下,立即清醒了过来,听见里面一声呵欠声,我才晃动着沉重而充实的大脑,蹑手蹑脚地离去。

父亲老说:“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我想只要心朝着一个地方沉下去,就一定能够见着光明。

又一次段考,成绩很快就揭晓了。我的英语成绩排名全年级第7名,这是我初中以来最好的成绩。“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份成绩是铁的证明。

我没有沾沾自喜。另外这样的成绩,虽然在应届生里算是不错,但远远不能和往届生比,他们各门功课几乎比我们要好得多,历年考上中专、师范的大多是他们,考不上的同学大多回母校补习。我不会有这样的复读机会,但凭我现在的成绩,考入理想的学校,似乎还是天方夜谭。

怎么也没想到临时毕业的时候,上面传来消息,往届生不能参加中专、师范报考,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个福音,我们鼓掌,欢呼,要知道考上了中专或者师范,就预示着端上了铁饭碗,对于祖祖辈辈是泥腿子的人家来说,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有人欣喜有人忧,往届生垂头丧气到了极点,他们本是铆足气力,打算一显身手的,可怎么也打不开希望之门。想想他们也真够可怜,没日没夜挑灯夜战,最后只得丢弃梦想。

各科都在积极复习,连星期天都在补课。只有周六下午放半天假,争取回家拿点换洗的衣服。

这个周末原本高涨的心陡然落了下来,学校里号召同学们买一套学习资料,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报名,我难过得低下头,装着很安静的样子,拿起书来读。其实我的眼睛在书上,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周围乱糟糟的气氛,使我烦乱的心绪四散开去,我想买的心和他们一样迫切,可是这本书要8块钱,这对我和家人来说都是极大的负担,但是我又不甘放弃。

我回到家时,母亲躺在病床上几天,屋里一片狼藉,冷锅冷灶,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她见我回来,抬起头,指着橱柜里扣着盖子的碗说,那里的面还热着,你趁热吃了吧!我饿极的肚子突然没有了食欲,眼睛一直瞪着母亲,嘴咧开着想说着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来。父亲从地里回来了,已是疲倦不堪。他说这周你们都放假了,你妈病了,地里的事情忙不过来。他每天要下地劳作,还要给母亲买药,他的辛苦都写在黑瘦焦虑的脸上。“这学不上了,不如回来帮着干点事情。”我和父亲说。“啪!”我的脸上火辣辣的滚烫,眼前一阵昏黑。母亲的身体一半落下了床沿。这一巴掌是母亲扇过来的,一个病人,我不知道此刻哪来的气力。

往日我会风风火火地朝着学校赶,这回双腿如灌铅一样慢得移不动,每走一步,好像就离梦想远了一步。我拉了拉衣服的领子,已经是春天了,春寒料峭,冷冷的风直往衣服里钻,我的腿有些软,怎么走就是迈不开步子,一路上思索着回校怎么和老师说。

果然,当我说要退学时,学校里的老师惊讶得和藤野先生听说鲁迅弃医从文一样的表情。听说我要回去照顾母亲时,又被我的孝心感动了,但还是不停地做我思想工作,开始是蔡米糊,后来是汪海霞,包括兴柏老师。他们的话总是掏心掏肺,犹如春雨滴入干涸的心田。

那天下午,汪海霞找到我说。“这本书是我奖励给你的!”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惶恐地接过厚重的书。渐渐地感觉昏暗的天空变得明亮,甚至立即能够达成所愿。

菜花又黄了,肆意张扬地在路两边的田地里,在绿油油的麦苗映衬下,千娇百媒,如锦缎铺向远方,路两边的农民弓着腰在田里劳作,有人抬起头来轻轻地捶打着腰部,微笑着抹去额头的汗水。

已经是深夜三点了。学校里像是蚂蚁在动,整个夜晚都停歇不下来。

学校进入了紧张的备考阶段,老师们白天黑夜给我印发试卷,改习题,我们便埋头在各种习题中,没得空闲看望窗外的季节。为了黎明的这段黑暗,师生都使出浑身解数。

山村里没有神殿,如果有,我猜测很多人会躲藏在那里。说明这个过程是多么熬人,无论我们未来的样子是什么,路被迷雾罩着,有一定的危险,还是要往前跑。

倒计时只剩下最后一周了。蔡米糊给我们做动员工作,说如果你们考上中专、师范学校,说明你们幸运,我为你们高兴,因为你们端上了铁饭碗,万一走不了,我也替你们高兴,说明你们上了高中,三年后考上了大学,这样比中专的档次更高一些。

他的话,有阿Q的味道。但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很多预想升学无望的同学,现在像是在世界末日看到了曙光。蔡米糊的话音刚落,一个矮个头的学生慢慢地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朝教室外走去,屋顶上有水溅落在她的身上,可她似乎不在意。她走到操场上,望了望远端,望了望外面的雨和侵入房间地面的野草,身体僵硬地走出了校门。

她没有资格报考中专和师范,更没有准备上高中,只好就这样离开了学校。

开始填报志愿了,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所医学中专。其实,我没有探究过鲁迅去日本学医的原因,也没有他兼济苍生的大志,我只希望多救治些乡村病人,包括我的母亲。母亲常年患病和病魔做斗争,让我惶恐不安,我得让她尽快好起来。

中考成绩出来了,我以全乡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回去告诉父亲时,他还在地里没有回来,村里的学校撤销了,他在家等着上面的安排,从早到晚都在地里干着农活。母亲多日没有出门,听说我的通知书来了,她高兴地从床上爬起来,让我扶着到外面走走。“你考上了。”她很得意,像在炫耀。

我搬来凳子让母亲坐下来,端着药一勺一勺地喂。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我去了城里上学。父亲这回像是换了个人,脸上的皱纹和白发斑斑。

离别的前夜,我守着母亲,她拉着我的手说笑着,好像完成了一生的大事。

“去睡吧,父亲说。夜已经很深了。”我忽然发现父亲的身材比往常矮小,像一株干草,失去了水分,失去了露珠。

我毕业后,在医院里花费了不少时间,研究一些奇怪的病例。疲惫的时候,辞去了职业。应聘到一家报社,做了一名撰稿人。很多时候,我觉得文学和医学是可以融合到一起的。就像两个人跳舞,略微旋转一下,就能够彼此融合到一起。

遗憾的是,我们所待过的“上庄中学”,后来只剩寥寥无几的几名学生,最终进行了撤并。撤并后,学校就空着,一把锁锁了好几年,慢慢地整所校园里长满了茅草。那些砖瓦的房子,经历风雨的洗礼倒下了。几年之后,就连去学校的路也长着深深的茅草。渐渐地,学校就像是一座无人看管的寺庙彻底地废弃,那些读书时代的记忆随白云游荡,不知踪迹地去了别的地方。

一所乡村学校就像是道数学题,孩子们都是他们身后的添零。唯有大地自然的美才能够美化一切。

令我刻骨铭心的是,不仅是学校归还了自然。我父亲也成了自然里的眼睛。

他在村子里时,住的是祖先留下的房屋,包括菜园都是继承祖辈的。后来,移民政策的东风吹进村子里时,说他不符合移民政策,不能享受移民待遇。那时他的户口挂到了镇上,没有具体的门牌号码,只是写着“集镇”,一个找不着北的地方,他不能移到城里去,也不能住在村里。移民后,我母亲把我们的旧课本都收集了起来,用箱子装着,她舍不得扔。

我和父亲商量着,今后搬到城里和我住在一起。他说,他的鼾声很大,怕影响到楼上楼下的人。他喜欢生活在村子里,他熟悉那里的一草一木,也习惯了与土地的相伴。村子里的房屋移民后就拆了下来,他想回去是万万不可能。

我回到“上庄中学”时,很多的记忆缠绕着我。站在校门处,一缕阳光从高处落下,在我的鼻尖上晃来晃去,好像那缕光是只苍鹰,非要叫醒我。我有点不开心,但还是没有冒犯它,我想,也许此刻只有它还在守着这所学校,或者是在等着我回来。我们友好地相处了段时间,“起来,起来,都起来。”上课铃声都响过几遍了,还有孩子躲在被窝里睡懒觉。

随着脚步声变弱,学校在我的思想里摇晃起来。在屋檐下挂着一个黑色的东西,上面有一大堆苍蝇,苍蝇嗡的一声飞走了,那些东西顿时像不见了一样。随后,我看见一群孩子在操场上追赶着,到处乱晃,没人看管,很快就消失在门和窗户的背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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