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u快三注册_uu快三官网_uu快三

uu快三走势

uu快三官网: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双百方针”催生文学新潮 

来源:北京晚报 | 杨涵  2019年07月20日08:35

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的主色调是“红色”。其时,文学与政治联系得空前紧密,主要以回顾革命战争岁月为内容的“红色经典小说”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实绩,文学创作中普遍洋溢着乐观歌颂的情绪,在思想和风格上皆具备了鲜明的“一体化”特点。

但1956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在思想文化界出现的“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曾短暂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创作表达,并催生出了一股文学新潮,而它们也构成了“十七年文学”中的另类。

1956年这一特殊年度的形成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关。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了“解冻”的潮流,“双百方针”的提出即深受苏联的“解冻文学”的影响,它促使文艺界的潜在想法有了表达的机会。不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文艺方针虽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它同时也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具有突破意义的历史选择。

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理论界对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等消极现象做了反思和批判,不少关切中国文学前景的作家对当下的文学状况表达了意见,认为“文坛充斥着不少平庸的、灰色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并不多见。作家和理论家们都渴望在创作上有积极的突破,希望能更加真实地面对生活。于是,1956年这股文学创作新潮确立了“干预生活,暴露问题,揭露阴暗面”的批判现实主义姿态,打破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主流文学创作模式,在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为中国文坛演奏了一段转调的乐章。

“短、平、快”是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特点,短篇小说占了主要的部分。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部世界或社会生活作出反映的,可以称作是‘干预生活’的创作;一是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的,可以称作是‘爱情小说’。”

“干预生活”的小说大胆地面对现实,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灰色的蓬帆》、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等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暴露了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领导干部中的意志衰退、敷衍塞责等现象。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通过对一个区组织部的日常生活的描绘,揭示了区委组织部领导刘世吾与“新来的年轻人”林震之间两种工作态度和不同精神面貌的冲突,塑造了林震这样一个具有新气象的典型形象。他怀着良好的愿望,决心与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斗争到底:“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允许心脏上有灰尘,就不允许党的机关有缺点!” 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小说呈现出的真实感也促使人们对官僚主义的现象给以关注和思考,同时它也没有将问题简单化,而是通过对林震所受的挫折以及青年知识分子赵慧文等新生力量的苦闷显示了人民群众与官僚主义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李国文的小说《改选》描写的是某工厂工会的一次改选过程,揭示了现任工会主任缺乏群众立场,排挤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工会委员。当群众为了维护选举的尊严,把选票投给了他们信任的工会委员郝同志时,却发现坐在最后排角落里的郝同志已经离开了人世,小说显示了精巧的构思和独特的讽刺意味。

与“干预生活”的小说创作并驾的是这一时期的“爱情小说”,在“不谈爱情”的上世纪50年代,这些创作者们却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精神世界,挖掘其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虽然在内容上看来,这些故事是单纯的,但它们已经是突破了写作“禁区”的另类,构成了另一道风景线——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丰村的《美丽》是其中的代表作。

宗璞的《红豆》用了大量的笔墨,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有进步倾向的女大学生江玫与男生齐虹相遇,两人陷入热恋中。但不幸的是,江玫与齐虹有着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政治见解让江玫隐隐约约地觉得他们两个人在很多地方“永远也不会一致”,但她对齐虹的爱情又“像鸦片一样,使人不幸,而又断绝不了”,因此她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痛苦中。最终,江玫挣脱了这种爱情的纠缠,拒绝了齐虹要和她一起离开大陆的请求,但曾经两个人的爱情信物,“两粒红豆”,还完好地保留在学校宿舍的墙洞里,令多年后的江玫睹物思人、泪流满面。宗璞说过,《红豆》写的是一次十字路口的搏斗,想写的是人的性格上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环境使然,而是基于人的内心世界——这从侧面也说明了《红豆》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对爱情本身的思考,它还回答了特定历史时期知识青年在进行人生道路选择时必然经历的精神困境。

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丰村的《美丽》对爱情问题的思考是从道德层面展开的,它们都触及了在当时比较陌生的“婚外恋”话题,但指向的深层意义则是极为复杂的人的精神世界。揭示人的精神世界,并使它影响人的灵魂,使之趋向更善、更美的境界,这是《在悬崖上》和《美丽》的共同点。

总而言之,1956年的文学新潮并不是横空出现的孤立现象,它是以“双百方针”的提出为契机,受到苏联“解冻文学”和“干预生活”等现实主义创作理念的影响而爆发的一股创作潮流。尽管在“十七年文学”中显得短暂,它仍为社会主义现实文学的创作打开了新视野和新维度。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