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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中:我为前辈学者摄影的因缘

来源:文汇报 | 沈建中  2019年11月20日08:20

本文作者为杨绛和赵朴初拍摄的肖像

还是前年早春,读了戴燕的《陟彼景山》,随即又读了葛兆光的《余音》,有一种“群像”的感动。不禁联想到手头选编的旧作“20世纪中国文化名家肖像”摄影专题,当初限于能力把采访人物限定为1920年前出生的老前辈,是不得已而为之,假如能有一个安定的拍摄环境,那么现在编入集子的就不止300位前辈了。

《余音》纪念前贤的年代跨度较大,由晚清民国的杨文会、沈曾植写到当代的章培恒和朱维铮等,16位前贤中的周一良、庞朴,我曾有缘摄影;《陟彼景山》谈及的张政烺等先生,我也都曾为其摄影。由此,这两部书在我读来更为亲切,好像敦促我把旧作尽快选编成书。缓慢的劳作,颇有“往日崎岖还记否”之感,引发我回想起昔年为文坛学界前辈摄影之因缘。

说起最初立志拍摄“文化名家肖像”的起因,一定要提到《读书》,可以说正是因为阅读该刊催生了我的这个设想。

常年阅读《读书》,就好像看各路“英雄”纷纷登台亮相,阅读过程等于不断“拜见”老中青三代文化学者,不断了解其专长、成就和思想。该刊作者研究专业和撰文内容取向的交替变化,成了我选择“文化名家肖像”作为摄影专题的直接催化剂,我决心在业余时间寻访文坛学林耆宿,全力以赴投入拍摄。施蛰存老人最先得知我的这个志向后,给予了肯定、鼓励和帮助,可也甚为担心以我的个人能力能否顺利完成这项工作。

差不多同时,《读书》刊出了葛兆光的《钻他故纸,驴年去!》《茶禅闲语》《茶禅续语》,禅意诗趣间充溢智慧和性情,从容雅致,一清如水。最使我难忘的是他的《吾侪所学关天意——读〈吴宓与陈寅恪〉》,“在书斋孤灯下,在考论文章中,我们便只见到两个孤独的学者的背影”,并随附照片“青年时代的吴宓与陈寅恪”,文末“我便在这字里行间读到了三个沉重的大字‘殉道者’”。我观读良久,体会到一种史识与深思相融合的画面感,大感振奋,立刻打电话给该刊的编辑吴彬,请她帮忙介绍“为清华大学葛兆光老教授拍摄肖像”。她听后哈哈大笑:你不是专拍古稀老人吗,葛兆光才四十出头呀。

《读书》朴素小巧,每月一册,在我寂寞的拍摄旅途中常伴长随。葛兆光的文章对我来说就像加油站,有次读到他的《运化细推知有味》,“一个真正的学者是把对职业的态度提升为一种对生命的精神来看待的”,甚有“励志”作用。我生正逢时,在20世纪末期能为杰出的耄耋之年的专家学者拍摄肖像,如此机遇绝无仅有,应当珍惜。

1992年,《读书》刊登了吴方的文章《斜阳系缆——漫谈历史中的俞平伯》。没多久,我在杭州为姜亮夫、沈文倬摄影,回程前与程德培一起访书,他确是“荐书高手”,迅疾从书架上抽出吴方“如矿出金”般结集的《世纪风铃》。吴方说书中人物并非“黄钟大吕”一类,即如簷间的铁马或曰风铃,风一吹便发出声音,虽然有些寂寞,也是可听的。张中行的“序”论更妙:“识见深,所述多是分量重的,而且有断有论;写得活,常常是鹰隼盘空之际来一些蜻蜓点水。”这本书我很是受用,让我能凭借形象的想象来体会吴方笔下的人物。

两年后我冒寒北上,碰巧德培也在那里出差,临走那天中午晤聚后我要去办事,没法随他去小街探望病中的吴方,便相约晚上在机场碰头。晚上登机入座后,德培少有的情绪低落,许久才开口:下午去看吴方,他很淡定,可看他病成这样,我心情极差,头疼得厉害。我闻之黯然,彼此沉默不语。德培1980年代主持《文学角》杂志,与吴方交游殷勤,有次我们一起到杭州参加文学评论会议,他以钦佩的语气告诉我,才华横溢的吴方由研究现当代文学到研究晚清民国文化,正进一步潜心撰写《中国文化史图鉴》。

1995年初夏,我在北京张政烺寓所采访,想不到张老对摄影兴趣浓厚,把我领进书库,给我看他的相机。一见铝合金箱子我就羡慕不已,这是顶级的尼康F5。他说这是为编《中国历史图集》,他孩子从香港买来给他的。当时我就想到吴方那部大书,同样都是采录文物考古图像史料,概述上自史前下至明清的文化,只是在规模上有明显区别。张老的经历一波三折,“我倾注全力,想编成这部物质文化史,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断断续续,虽降格以求,也终须放弃。不能以此对学术界做一份贡献,是此生一大遗憾”。吴方的《中国文化史图鉴》虽印行,可耗尽心血,我们北京返沪不足一月,便传来他离世的噩耗。每每想到两位先生的大业之曲折,感伤不已。

我由《读书》而认识了吴方这位擅长“文化人素描”的圣手,他的文章重体验、有趣味,他的厚道朴实、哲思才情和精妙笔法,都让我受益良多。在他的影响下,我亦越来越考究摄影技巧,力求蕴藉悠然岁月感之影调,乃至我的摄影方向和目的、从内容到形式上的理想追求,也相对地更为清晰了。

随着拍摄的深入,我觉得自己沿着阅览《读书》一路走来,幸运地形成了自己的摄影目标——把视角定位于采访前辈文人学者,亲炙前辈之道德精神,诚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常有同好问我采访秘诀,我总是愉快地回答:经常和采访对象谈谈《读书》。记得在采访途中,每次只要提到《读书》,总会收获亲切与信任,至今倍感温馨。有次在成都,我辗转找到袁珂寓所采访,老人专长于对历代神话的研究,平日深居简出,寡言少语,但当我谈及在《读书》上看到其作品《〈九歌〉十神说质疑》,他立即喜笑颜开,尽情畅谈。他特别喜欢此刊,每期必读。如今回想,之所以能顺利地完成这项摄影任务,缘于曾主持《读书》的范用先生和吴彬女士的指导与帮助,还有与该刊关系密切的多位老先生的关怀助力,真有说不尽的感激。

我的新书之所以拟书名为“创造者”,也是因为曾在《读书》上看到葛兆光感慨:“为什么那个十年会造就这么多学者,而这十年的辉煌又在我心里渐渐成了一个疑问,这疑问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现在还能再现那种学术的辉煌吗?’”因此,当我在选编这本书时,忍不住仿效自问:“这个世纪还会有这么多‘创造者’吗?”我相信应该会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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