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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提议为李大钊夫妇立碑?

来源:人民政协报 | 李传玺  2019年11月28日08:25

原标题:胡适提议为李大钊夫妇立碑

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在与有关李大钊的书籍中,有这样一幅照片,是1936年6月,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带着三个弟妹:李炎华、李光华、李欣华去给父母扫墓。照片不太清晰,构图也不太合适,墓前是大片树荫,而四姐弟几乎顶到照片上面边线。

据李大钊研究学者宋霖说,他曾问过李星华,她说当时是北京大学一位进步学生拍的,不太会拍,就拍成这样了。

两块墓碑上,“李先生墓”“李夫人墓”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出来。李大钊的墓碑明显高些,“李先生墓”四个字竖排,稍微靠下,上面的留白显然是为将来再刻李大钊“身份”的预设。

与胡适的情谊

胡适在1934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过万安公墓,我们进去看李守常的坟。去年他葬时,我不曾去送。今天是第一次来凭吊。他葬后不久,他的夫人又死了,也葬于此。两坟俱无碑碣。当嘱梦麟补立一碑。”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这两块墓碑应该是胡适主动提议推动树立起来的。

胡适到北大后,很快与李大钊成为了好朋友。虽然中间两人为“问题与主义”有过一番争执,但这场争论并没影响两个人的友谊。因此,胡适在“五四”时期也被人称作过激党。

之后,两人一起掩护陈独秀南下组党;胡适提倡“好政府主义”,李大钊也签名赞同。1926年夏天,胡适去英国经过苏联时,写下了许多歌颂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观感,通过与蔡和森、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谈话,表明自己想组党,并“充分的承认与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与主张”。

文章寄回发表后,李大钊非常高兴,立即让人一定要请胡适回来仍从苏联经过,以便彻底把胡适争取过来。而这些文章的发表,同样引起了反动军阀的注意,以致张作霖在北方逮捕李大钊、高仁山等人时,认为胡适也是共产党,也想抓捕胡适。李大钊被杀害时,胡适在美国领取博士学位证书。回来后,鉴于北方的形势,他没有回北大,而是留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尽管如此,他心中并没忘掉这位朋友,当《胡适文存》第三集出版时,他在扉页上郑重写上“纪念四位最近失去的朋友”,排在第一位的即是李大钊。他曾对人说,李大钊是真正有信仰的,是为主义而献身的。

北大对李大钊家人的帮助

李大钊牺牲时,除了长子李葆华已经长大成人外,其余4个姐弟都还在童年与幼年。在周作人和沈尹默等人努力下,1931年夏,李星华和李炎华回到北京复学,分别进入孔德学校初中部和小学部就读。针对李大钊家中的困境,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也敢于担当,不仅支付了李大钊的欠薪,还从那时起每月支付给赵纫兰50元作为补助。后来有人反对,蒋梦麟断然说:“要是谁能如李一样为主义而死,学校也会给他遗属钱。”

可能正是听到了这些议论,1932年6月下旬,赵纫兰致信胡适,请他对学校当局多多促进:

适之:前两个月的时候曾与寄去了一信,不知收见了没有?关于先守常北大薪水事,希望与学校当局交涉一下!看能不能增发若干元为好!本来学校每月只发五十元;且此五十元又不能照月发给,家庭本来没有进项,专靠此项度日实在不够。还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发给若干时日?可否在时间上多延长一些?这些事都请费心给办办!因为从前与守常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祝健康。李赵纫兰鞠躬。

正是这封信,告诉了人们,北大在李大钊牺牲后每月给了赵纫兰50元的补助。根据有关物价资料,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京市郊5口之家,每年100大洋就可以维持生活。顾颉刚当初刚留在北大时,每月也就是50元工资。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家,周作人去找蒋梦麟、胡适商议,请北大将李大钊留下的书籍全部买下。蒋梦麟完全同意,但又提了更好的设想,他认为光卖书卖不出多少钱,根本不顶用,不如改为老朋友们集资买下来,赠给北大图书馆:一来为守常留个纪念,二来也能多募集些钱来帮助守常遗属。

宋霖这般评价:“无论是站在当年还是今天的角度来看,蒋梦麟的建议都是最智慧、最情深义重的。”

1932年8月26日,周作人致信胡适,再次请他出面促进。此信首先说的就是这个事:

守常长女李星华(现在孔德学院肄业)来说,守常遗书出卖,此事曾与兄及孟邻校长说过,唯近来寄存书籍的亲戚家就要搬走,而李家家况亦甚窘苦,想早日卖掉。孟邻曾提议由大家集款买下,寄赠于图书馆以作纪念,或比较由学校收买更易办亦未可知,希望兄为帮忙,为向孟邻一说,早点想一办法以了此事。闻书目已由守常内侄杨君抄交孟邻矣。

为李大钊夫妇墓立碑

胡适辞去中公校长回到北大后,北大校长蒋梦麟是几近凡事在听取了胡适的意见后,才能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他自己曾说,民国十九年(1930年)重回北京大学,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巨细,都就商于两位”。傅斯年曾说:“适之经师人师,士林所宗。”他在逝世前10来天的一个演讲中这样说:“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孑民,办事却比蔡高明,我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但办事却比胡高明。”以至于蒋梦麟笑着应和道:“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今年,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创拍摄的《西南联大》纪录片,在第一集说到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北方教育界掀起抵抗时,其镜头就是一众教育界代表人士前往胡适家中开会研究,胡适站在门口笑吟吟地迎接各位。傅斯年后来的评价是:“彼时中央军与党部撤去久矣,适之奋臂一呼,平津教育界立刻组织起来以抵抗之,卒使奸谋未遂,为国长城,直到七七。”由此可见,胡适那时在北大以及在北方教育界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他如果肯愿意帮忙,是一定能起到相当作用的。从李大钊图书后来以这种方式捐赠北大图书馆来看,胡适没有辜负朋友的请托。

李大钊牺牲后,灵柩一直停放在浙寺。1933年,赵纫兰病重,3月底,李星华接来母亲,看到李大钊的灵柩6年不能安葬,自己又已病重,赵纫兰觉得应该再去求求北大同仁,请他们帮忙,以了自己可能的最后心愿。他拜见了胡适、蒋梦麟、周作人、沈尹默等人,没想到蒋梦麟慨然应允。于是由王烈、何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等13人发起公葬。4月22日,举行公祭,23日出殡。35天后的5月28日,赵纫兰病逝。

在考虑安葬李大钊时,蒋梦麟选择的是万安公墓。鉴于李大钊的身份,公墓经营者、曾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的浙江人蒋彬侯不愿意。4月13日,蒋梦麟亲自出面,因是同乡同姓,又是北大校长,蒋彬侯方才答应。

赵纫兰病逝后,蒋梦麟购买墓穴时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一下买了两座,在李大钊墓穴的旁边把赵纫兰的墓穴也订了。但由于蒋彬侯不愿意,所以下葬后,虽然也请刘半农撰写了碑文,但碑并没有树立起来。

当胡适看到两个墓都没有立碑时,他心中涌起了要建议蒋梦麟把两人的碑立起来的念头。对李大钊夫妇的墓,胡适用的词是“凭吊”,对建议,胡适的用词是“嘱”。胡适参与了李大钊公葬的发起,又准备推动蒋梦麟把两人的碑立起来。这是他对李大钊后事一直持积极性的表现。

(作者单位:安徽省委统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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