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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间”:《去洞庭》中的关系世界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 金理  2019年11月29日08:41

内容提要

在各类泛化的文学样态中,在文学期刊推举的好看的现实主义中,文学的超越性、精神性和先锋性恰恰是缺位的。好看的现实主义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舒服滑行, 牺牲了“人类的情感、动机和秘密”。本文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了《去洞庭》“好看”的故事外壳,并阐释了在精致故事的包衣下,郑小驴怎样携带着深刻的危机意识, 勘察“人类的情感、动机和秘密”,测绘人与他人、自然、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

郑小驴 《去洞庭》 现实主义 关系世界‍

 

当电视广告点缀以诗歌,当微信朋友圈各类段子转发沸反盈天,当抖音巨细靡遗地呈现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空间,当形形色色的公号、APP 顶着“非虚构”的名头推送好看的故事……此前关于“文学边缘化”甚至“文学已死”的焦虑终于缓释,幻化为满腔乐观:文学的触角借助不断升级的新媒介,已然跃出纯文学的樊篱,伸向各个社会角落。我个人的态度并不如此:在纯文学的哀悼声四起时我们对其应当葆有信心,但在“处处有文学”的乐观中我却觉得必须警惕。今天文学的泛化乃至膨胀,可能比文学的边缘化更危险、更具迷惑性:这到底是文学因越界而活力焕发,抑或被消费主义釜底抽薪后改头换面再登场?在各类泛化的文学样态中,在文学期刊推举的好看的现实主义中,文学的超越性、精神性和先锋性恰恰是缺位的。

好看的现实主义往往会沦为乏味、无趣的现实主义。就像詹姆斯·伍德批评汤姆·沃尔夫的“肤浅”:“沃尔夫的文章读起来与其说像他被美国小说中现实主义的失败刺激,不如说像被美国电影中现实主义的成功激怒。我们从他完全是电影化的解决办法中推断出这点:走出去,填满你的笔记本,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所有这些现实塞进小说。”好看的现实主义满足于将来自生活的素材加工成引人入胜的故事,实则支付了巨大代价。比如牺牲了人物,“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可算是个体。他们全都是从社会的目录表中选出来的”,就连反面人物也是类型化的,“就连他的缺点也让人觉得没趣,因为恰恰都是大家期望那样气势汹汹的人该具有的缺点”。总之,好看的现实主义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舒服滑行,牺牲了“人类的情感、动机和秘密”。1

谈郑小驴的新长篇之所以啰嗦上面这段,是因为《去洞庭》。2 看上去具备“好看” 的故事外壳:由两场车祸牵扯出五个人物, 他们携带着各自的声口和性情先后登场,随着情节推进,他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就仿佛被绑架上了一架战车,朝着不可逆转的宿命奔去,而且战车冲刺的速度越来越快,让人喘不过气……我心意中好看的故事与好小说并不是一回事:后者具备亲和力的故事外壳,毛绒绒的触角探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但绝不停步于“来料加工”,它必得提着一口气再往上走。在新作中,郑小驴携带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勘察“人类的情感、动机和秘密”,测绘人与他人、自然、世界的关系。

小说开篇,小耿是登场的第一个人物。在阅读初稿的时候,我就和郑小驴讨论过这个开头,很有吸引力,但是也可能会遭致一些“经验读者”的反感,这里面有情色、有暴力,过于社会事件化,这一切都会导致读者给小耿贴上标签。我猜测作者可能有意挑战难度,似乎在和读者互动:这是你们预想当中的人物面貌吧,我来带你们看看小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小耿平日里被盘剥着尊严,如何在游行的特殊情境里,转变为打砸抢分子;当他回复日常状态之后,如何面对当日的施暴行径?小耿有两次命运转折也可谓是人生的高光时刻:一次是小说开头伤害张舸(送快递的过程中,小耿的原欲如猛兽出笼般爆发,侵犯并绑架了张舸),一次是游行中打砸日系车,两次命运的联系在哪里?鉴于作品中人物命运的交相关联与互为镜像(关于这一点本文未及展开,但显然人物设置与彼此关系是郑小驴用心所在。以张舸与顾烨为例,前者的奋斗目标是过上安逸、稳定而具有艺术气息的中产生活,后者可以说实现了前者全部关于阶层上升的梦想,但其生活依然是千疮百孔),揭示小耿的人生谜底,我们不妨从张舸说起。

我想在现代文学史的某类人物形象谱系中定位张舸。最近重读鲁迅《祝福》,相比于礼教杀人的现成结论,在今天的时代里重读《祝福》,我更倾向于将祥林嫂的悲剧根源理解为工具理性至上的人际交往方式。在《祝福》里,四婶对待祥林嫂是出于做工得力;婆婆对待祥林嫂是用于交换;周围看客对待祥林嫂是享受“咀嚼赏鉴”的乐趣;连代表着现代启蒙价值、作为知识分子的“我” 在面对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追问时,也只是一再敷衍,甚至事后为敷衍寻找自我宽宥的借口……周围的人面对祥林嫂,只是为了不断榨取她的实用价值,彼此之间无法袒露内心生活。祥林嫂根本不是麻木不仁的群氓代表,强烈的生活痛感一再于她内心搅起波澜与悸动,她有倾诉甚至嘶喊的欲求,也曾作出种种突围的尝试。但祥林嫂从未得到过周围人的理解与呼应,相反,被那层层叠叠的冷漠与隔膜迫压着,最终被杀死。在促成《去洞庭》诞生的所有素材中,郑小驴难以忘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电”(在上海“思南读书会”与读者分享创作体会时,郑小驴又一次提到了这位“陌生女人”,可见影响之深):记忆中只有一面之缘,“那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保持着知识女性应有的体面和矜持”,然而电话中却“向我敞开心扉, 述说着她难以启齿的遭遇和不幸”。一头雾水之后,郑小驴向共同认识的朋友求证,朋友一听到女人的名字就截断话头:“以后不要接她电话了,她有严重的幻想症……可能是感情上受过什么刺激。”(《去洞庭·后记》)毫无疑问,她肯定尝试过将这个世界上能够联系上的人都“骚扰”过一遍,就像当年祥林嫂一遍遍地向周围人倾诉“我真傻, 真的”;她的结局估计也是在漠视与误解中走向陨灭,也与祥林嫂无有二致。在今天这样的时代,社交工具泛滥,交往活动更趋便利,但人人都深刻地感觉到“人群中的孤独”, 很难在充分的情感联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深度交流。“人离开自然状态,不是因为与他人打交道对彼此更加有利,而是因为若没有共同的目的和一种共享的生活,就无法想象自己会活得好”,人之尊严的基础以及人类社会的本质是由“一系列广泛的依恋和关怀结为一体的”3 。也许在某个时刻,我们每个人都会像祥林嫂、陌生女人那样陷入受伤与无助,无法在浸润着“依恋和关怀”的共同体中抚慰伤口;我们每个人也会一次次面对祥林嫂和陌生女人,或者戴上有色眼镜敬而远之,或者嘻嘻哈哈躲在面具背后充当看客, “难见真的人”。

郑小驴在张舸身上叠印出陌生女人的形象,“她们都是被温情冷落的人,不被上天眷顾的人”。当年迫压着祥林嫂的层层叠叠的冷漠与隔膜、围困在陌生女人身心内外的困境,今天依然在迫压、围困着小耿、张舸们。尤其悲哀的是,《去洞庭》人物群像中最居底层的就是小耿和张舸,而且还是老乡,但他们之间无法抱团取暖,反而是一种暴力伤害。其中有个细节:张舸曾找到一个机会逃入卧室,并关上了门。正在这个时候,她养的鹦鹉大喊“救命”。恼羞成怒的小耿扯碎鸟笼,逮住鹦鹉,鹦鹉发出凄厉的哀鸣。于是, 好不容易暂时摆脱危险的张舸竟然为了挽救这只鹦鹉而放弃抵抗,从卧室中出来了。原因在于,这只鹦鹉是张舸在北京遭遇严重情感和精神危机后,离开北京前买的,“这么多年,谁在乎过我的死活?还不如这只鹦鹉关心我”。鹦鹉既是张舸“唯一信赖的‘伙伴’, 也存储着她一段生命信息,故而她宁可不顾自己的安危也要保护它”。4 。越剧《红楼梦》中的著名唱段《问紫娟》,展现黛玉逝后, 宝玉到潇湘馆哭灵,与紫鹃有一段问答,其中一段唱词如下:“宝玉:问紫鹃,妹妹的鹦哥今何在?紫鹃:那鹦哥,叫着姑娘,学着姑娘生前的话呀!宝玉:那鹦哥也知情和义。紫鹃:世上的人儿不如它。”我们也生活在“人不如鸟”的世界里:原子化的个人, 缺乏情感滋润的社会人际生活与精神生活。

小说开篇暴力伤害事件所凸显的人际冷漠与理解错位,又与小耿另一次导致命运陡转的高光时刻——反日游行中打砸抢联系起来。丸山真男发现,法西斯主义恰恰是由四分五裂的原子化状态产生的。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们,既不属于共同体也不属于市民社会,原子化的个人是无法自律的,他们不断受到媒体操纵,“原子化的个人一般对公共问题不甚关心,但正是这种不关心往往会突然转化为狂热的政治参与”5 ,这种政治参与为他们摆脱孤独、焦虑提供了一个发泄口, 就像小说里写到的,“尖锐的破碎声让他无比兴奋,自卑感转眼化作一团团怒气,昨日的耻辱在打砸声中一洗而空”。由此来看, 郑小驴为小耿这个人物提供了自洽的转变逻辑:平日里被盘剥着尊严,如何在游行的特殊情境里,翻转为打砸抢分子。

《去洞庭》以五个人物及其交互关系为镜像,喻示这个时代的荒谬性,荒谬表现为每个人都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更表现为自我无法与他人、与外界建立起联系。这是整部作品的核心主题——相遇(之不能)。克里玛曾将天堂描绘为相遇:“因为天堂是一种相遇的状态,同上帝相遇,也同人相遇。当然这取决于相遇是否在纯洁的状态中进行。天堂,首先是一种状态,灵魂在其中感到纯洁无瑕。”6 可是郑小驴笔下的这些人物, 恰恰无法在“灵魂纯洁的状态”中相遇:顾烨很清楚,在丈夫史谦眼里,“她更像件昂贵的商品,而不是女人,甚至妻子”;而岳廉与顾烨之间,除了偷情也不乏交易、彼此利用的目的……尤为可惜的是,在占有和利用之外,曾有过点点滴滴重建有情共同体的契机,却一再被错失。比如,小耿与张舸相遇时,他们认过老乡,谈起过家人,孤身漂泊在外而遍体鳞伤的经历也曾互为打动,然而“同是天涯沦落人”却无法引导出彼此关爱。当史谦发现在自己店里打工的小耿,躲在角落里捧读《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之时, “仿佛看到年轻时的自己,不甘平庸,不屈服现实”,于是“精心从家里挑选了几本书, 偷偷放在员工更衣室的椅子上,希望小耿能读到它们”。这一幕完全超越了冰冷的资本雇佣关系,然而转眼间史谦就将小耿当成了复仇行凶的工具。反讽的是,史谦一度自认为“自己和那些穿西服打领结坐在老板椅上冷着脸训斥下属的人注定不是一伙”。

《去洞庭》所呈现的关系世界,借用马丁·布伯的话来说,完全以“我—它”方式来关联。他人与世界对“我”而言是物性、利用的关系,“我”利用“它”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和利益。从上文所述的人际关系,我们可以再推导出相同类型的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层面主要借由史谦来展开。《去洞庭》中的其他人物,几乎都听命于生存的本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没有在小说中获得成长,我所说的成长意思是,对自己的人生能产生一种“自反”“自省”的意识。唯有史谦是可以做到的、有能力做到的。这也是我对这个人物原先抱有期待的原因。史谦和顾烨去西藏双湖的旅途,是小说的重头戏,途中与顾烨闺蜜见面、海市蜃楼的幻梦、与藏民的相遇、被屠宰的羊……似乎都暗含着人生的玄机,我很希望这一切给史谦提供自省、自我救赎的机会。

因路遇塌方而偶遇藏民后所发生的两处情节尤为值得读者注意。第一处情节围绕着“钉子”展开:史谦被藏民邀请一起喝酒, 当后者得知前者的目的地是双湖时,角落里一个剽悍、眼角有刀疤的汉子“目光陡然亮了一亮,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投向他……双湖还是别去的好,那地方太危险了”。次日出发时,史谦发现车胎被一枚长铁钉扎入。双湖是藏民心中的圣地和人类的禁地,所以我猜测那枚铁钉是出语警告史谦的汉子再次提醒史谦不要冒险犯禁。我想起有一次去瑞士, 朋友带我去阿尔卑斯山山顶的一座冰雪游乐场,登顶要坐火车,隧道两端刻着很多人的姓名,就是当年为了开凿这段铁轨牺牲的筑路工人,这样安排当然是为了让后人感恩, 同时也渲染一种人定胜天的豪气。我却感到巨大的悲哀和荒诞,那么高的山顶本来就是神住的,本来就不应该由人来踏足。

第二处情节围绕着“藏野驴”展开:酒后当晚,史谦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趁着酒兴,和藏族朋友讲起“在无人区遭遇藏野驴的故事”(又是“相遇”)。史谦激发起藏野驴的倔强个性,二者赛跑,史谦将车“开足马力,在旷野上狂奔了20 多公里, 最后藏野驴口吐白沫,瘫倒在地”。当史谦得意洋洋地讲完后,“饱含敌意的目光将他团团围拢,你这蠢货,把藏野驴活活跑死了。有人朝他咒骂。他刚想辩解,突然眼前寒光一闪,一把锋利的藏刀朝他扔了过来,晃了晃,深深插在胸前的木桌上。人群中他认出是刚才那个剽悍的汉子扔来的”。跑死藏野驴,可以理解为人“征服自然”的一种盲动、自大,或者一种欲望扩张的隐喻。

小说里不止一次写,史谦是如何热爱藏区,“每次深入广阔的西北腹地,他就按捺不住地激动。想哭,想喊,想大声号叫,在这儿,他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然而, 接下来的一段比喻,泄露了史谦热爱藏区背后的隐秘心理根源:“是无人区,让他重拾尊严,又做回自己的王。他就是那威风凛凛毫无顾忌的狮王,在这片广袤的领地,想怎样就怎样。”原来,热爱是出于占有。非常有意味的是,在郑小驴的中篇《可悲的第一人称》中出现了同样的一幕:小娄在北漂一番奋斗后,伤痕累累,于是退回到自然丛林, 都市里的失败青年摇身一变宣告“我成了这片原始丛林中真正的主人,我决定这些动植物的生死”“我才是真正的丛林之王”7 …… “狮王”和“主人”的姿态,无疑就是“我—它” 关联方式的极端演绎,其间埋伏着人与世界的割裂。他人、自然与世界,逐一丧失提供安慰的家园的整体性,而被把握为需要去克服、征用的外在对象,“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 而是计算和工作的对象”8 。

钉子和藏野驴这两处情节具有同构性:它们表达的都是对人类征服者姿态、人类僭越行为的警告与拦阻。尤其藏民将铁钉钉入车胎以阻止史谦去双湖,联系到此行目的(史谦复仇),可以视作及时提醒:人不应该超越自身位格去审判、去决定他人的命运。铁钉的隐喻意味,可以和作为小说“戏中戏” 的哑巴故事中的旱烟管对位:哑巴在将偷情的妻子沉湖之前,两次将旱烟管递给妻子,或许这是哑巴下意识给自己留下一点犹豫的时间,人未来的命运就有可能在这电光火石间反转。可是在哑巴的故事中,旱烟管并未改变命运的走向,哑巴还是杀了妻子。同样可惜的是,铁钉并未改变史谦命运的走向, 但是显然他解读出了其中隐含的寓意,他携回这枚铁钉,留给小耿做纪念,并表示人生的路上不能一味“加油门”。然而这样一个省悟、放下“我执”的契机依然白费了,悲剧已经铸成。

上文所描述的将人视作万物主宰的姿态,可以理解为一种“现代性的方案”,从理性至上一路滑向道德虚无。史谦在到达事业巅峰时曾有过一段糜烂的经历,由此导致家庭破裂,“他想不通怎么会弄到这地步, 他身边但凡事业有点成就的,谁在外面没有一两个相好的”“那些混乱的年头,他裹挟其中,并没有真正反省过。比他过分的人一抓一大把。他不过小鱼小虾而已”。欠缺了内在标准和内在的召唤,我们无法求得幸福生活。所以在“现代性的方案”之外,米沃什呈示了另一种“超越性的方案”:“除了相信某种内心的召唤之外,别无他法;甚至为了表达他觉得是真理的东西,可以付出一切代价。这种内心的召唤如果没有以一种形而上的信念作为依据,便是荒谬。这种形而上的信念就是相信存在一些超越人为因素的永恒不变的价值。”9 与以上两种方案相对照, 洞庭借用小说中人物的话来讲,那是“欲望的战场”与“人生的绝境”(结合洞庭湖边“遮天蔽日,密不透风”的芦苇,“如巨大的迷宫, 易进难出”)。相反,在藏地,史谦却一再遭遇神性,他看到雨中的僧侣们,“僧袍都湿透了,冰冷的雨水反而使他们的目光看起来更为清澈、安详和笃定”,正是因为听到了内在的涅槃之音,所以他们在雨中天路上从容而行。经验的、欲望的洞庭与超验的、神性的藏地,恰恰构成森然对峙的两极。

同样有意味的是,小耿、史谦这类“现代性方案”的执行者,总是与“车”这个意象联系起来。当小耿侵犯张舸时,“他感到身体的某个器官在一脚脚地轰油门”。史谦回顾平生,“人生的道路上,直路多,弯道也不少,过弯道,别人都减速,小心谨慎, 唯恐出事,我偏不,反倒要加脚油门,恨不得将自己甩出去”……“车”似乎成了欲望的象征(不妨联想到现代文学史上的新感觉派,他们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对于车的描写, 关联着男性凝视下的女性、欲望的启动,往往成为一种都市病症)。与此相对照的是, 张舸这个人在小说里恰恰是和“船”联系在一起的——“她的名字就是船的意思,最后她苏醒的那章标题叫‘瓶中船’,船是前男友寄给她的。其实张舸在车祸之后,在小说里就不再行动、也不再出现,她整个人都成为静止的、隐形的存在,和小说里其他那些开着车争先恐后奔赴洞庭的角色就形成了一个对照,到了最后这群人都以悲剧收场,只有张舸看着瓶中船,在那一瞬间、虽然船还在真空的瓶子里,但在她的想象中,它已经顺流而下,去到了该去的地方。”10

小说的五个主要人物中,作家唯独留给张舸一个相对光明的结局。在最后一章,病中的张舸在昏睡了305天后终于醒来,那一刻,“阳光透过窗户,扑进来”……小说终结于这一日常世界重启的时刻,那么这一幕和上文中提到的两种生活方案构成何种关系?小耿、史谦式的方案无疑将被放弃,但未必意味着我们只得皈依超越的神性。我们理应保持对崇高精神世界与神圣事物的崇敬,但并不就此否定物质生活与日常价值。在洞庭和藏地两极之间其实有着漫长的旅途,小说中的人物恰恰没有耐心去认真对待, 途中留下的只是一场场车祸。还是回到小说终章,苏醒过来的张舸,看着“瓶中船”“仿佛正航行在浩瀚无边的大海”,这段航行的旅程,才是我们每个人必须去珍惜的。

当下只是无穷无尽的旅途中的某一段。这段旅途最好借用柏拉图的概念metaxu 来描述,即“在之间”,在我们的世界,在我们可理解的、实在的物质环境与超验神秘之间。“在之间”定义了人类的状况,存在乃是不可救药的“在途中”。11

 

注释:

1 [英] 詹姆斯·伍德:《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李小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第217—222页。

2 郑小驴:《去洞庭》,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引文不再注出。

3 [美] 玛莎·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4 鲁太光:《陌生的写作———郑小驴长篇小说〈去洞庭〉读札》,《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

5 [日] 柄谷行人:《丸山真男的思索与追求》, 《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文版序),丸山真男著,陈力卫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6 [捷克] 伊凡·克里玛:《爱情与垃圾》,《在经验与超验之间》,景凯旋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332页。

7 郑小驴:《可悲的第一人称》,《收获》2014年第4期。

8 [德] 舍勒:《死与永生》,《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刘小枫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20页。

9 [美] 切斯瓦夫 ·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 乌兰、易丽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4 页。

10 以上关于作品中“车”与“船”这两个意象的分析, 来自笔者主持复旦大学望道讨论小组上陆韵、陆羽琴两位同学的精彩发言,特此说明并致谢。

11 [波]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为激情辩护》, 《在经验与超验之间》,景凯旋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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